我心中的三個故鄉

•鄭樑禕•

我心中的三個故鄉 

環境是塑造人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相信在異鄉中生存成長的每位第一代移民都有其豐富的經驗和感人的故事。這篇文章記錄的是我和家人遷移巴西前後近六十年的經歷和見聞，以供共勉。

 

家  鄉

老家在新竹新豐後湖的鄭厝。那是傳統的三合院。外公家離那不遠，緊鄰海岸，據說是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小時海邊雖戒備森嚴，有巡邏的士兵和許多碉堡，卻是我特別愛去的地方。每次到外公家都會去撿貝殼、抓魚蝦和螃蟹、剖蚵仔，或趴在沙丘聽浪濤。我出生長大的湖口是個小地方，比較有名的是湖口老街和裝甲兵。在那草木皆兵的時代，在街上行軍演習的坦克、軍車和士兵是常見的一幕。

我鄭家祖籍是廣東陸豐客家人，據說是捕魚漂流到台灣。先人經過十幾代的努力和累積，到日治時期的祖父輩已經是書香大戶。祖父鄭進坤，在我爸爸六個月大時過世，因而家道中落。祖母鄭徐真妹年輕守寡，靠做粗重農活把幾個小孩辛苦養大；包括我爸爸鄭昌增、他同父異母的哥哥昌富伯伯和我三個姑媽中的大姑媽和三姑媽。祖母雖不識字，卻很注重教育。除了兩個男孩完成高中教育外，大姑媽是日治時期建立的新湖口公學校（我的母校，新湖國小）第三回畢業生。爸爸高中畢業後，受恩師資助考上大專，但迫於家裡經濟條件，不得已放棄升學；所以他最大的願望之一，是讓子女完成大專教育。他說，年輕時聽了當船員的親戚描述巴西的情景後，就一直想來發展。後來，成了公務員，在水利局從事測量，走遍台灣的山川勘測繪製地圖。

外公是閩南人，務農和捕魚外，聽說年輕時也曾造漁船。當時的人養牛耕地拉車，為了感恩都不吃牛肉；而外公是所有牛皮製品都不用。媽媽林美是長女，完成國民教育後就學裁縫，開業後仍不斷進修，也帶了許多學徒。由於手藝精湛，口碑很好，總有接不完的活，每天從一大早工作到深夜。小時家人衣物，許多是她利用裁剩布料精心縫製的。

哥哥在老家出生後，爸媽就搬到楊梅；兩位姊姊出生後，爸媽在湖口買了房子，然後生下我。我這代男女分別是「永」 和「靜」字輩。哥哥永煒，大姊二姊分別是靜雯跟靜萍；但輪到我卻取名「良一」，據說是選好的名字被比我早些出生的堂哥用了，臨時改的，後來再寫為「樑禕」。

童年美好的記憶不勝枚舉。除了三合院、曬穀場、海邊、水池、小河、稻田、竹林、螢火蟲、後院籬笆外的鐵路和拖著黑煙駛過蒸汽車外；還有熱鬧的廟會，香噴噴的烤魷魚，爆米香，田裡烤番薯；城隍廟的貢丸、米粉、肉圓、蚵仔煎；推人力車從舅舅的木材行運碎料回家當柴火，到楊梅大姑媽家的戲院看電影和陪祖母去佛寺進香聽經……

爸爸在外常駐，好久才回家一次；媽媽的裁縫店很忙，所以我總是黏著祖母。因是老么，老人家特別疼我，幾位阿姨也一樣，這該是從小就任性內向的原因吧！爸媽的工作都離不開繪圖，我也有樣學樣。在那物資匱乏的時代，紙張是奢侈品，幸好爸爸回家都會帶一大疊廢棄圖紙給我塗鴉。

在家裡我們跟著媽媽講河洛話，所以客家話是在外面學的。湖口鄰居是海陸腔，楊梅親戚是四縣腔，弄得我怎麼都說不準。進小學時還沒學國語，那時學校嚴禁說方言，許多小朋友因此被罰。幸好我比較聽話，所以幾乎不曾被糾察隊叫去修理。

母校新湖國小已有90年歷史，我入學時基本上都還保留日治時代的木造教室。學生有在地的客家小孩和裝甲兵眷村的子弟。在那到處看得到「反攻大陸」標語的年代，紀律嚴格的學校生活，至今印象深刻。對在巴西生長的小孩來說，應該是超乎想像的吧！

小學生活中，最懷念老師和同學們的情誼，五十年後的今天仍保持聯繫。黨國教育雖有很多洗腦的成分，卻也有培養技能興趣的課外活動，其中我最喜歡集郵。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方寸不足的郵票，就成為我各種知識的來源，效果更勝過百科全書。從集郵中也深感「緣分」與 「珍惜」，因為喜愛的藏品不是心想要就能獲得的，往往需要機遇與勤懇追求的結合。

 

移  民

我們在1976年4月底離開台灣。那時家裡的生活已經挺富足，我讀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對巴西的了解，除了地理課本半頁的介紹外，讀過一本描述巴西旅行見聞的書。爸媽買了套附有錄音帶的葡語教材，一起學發音和單字。出國那天，許多親友鄰居來送行。到了松山機場，看到媽媽和阿姨們淚水盈眶時，才意識到這將是人生一大轉折。

頭一次搭乘飛機，既好玩又辛苦。飲食不慣又容易暈車的我，在亂流顛簸中，吐到胃腸都快出來了。經亞松森長途跋涉到聖保羅市後，一切都是那麼新鮮。記得和鄰居巴西小孩玩，學會的第一句話是「amigo」（朋友）。熱鬧的市集，滿街的金龜車，高速大道，嶄新的地鐵，數不清給家鄉朋友同學寫信的話題。

然而新生活卻比想像中艱苦。由於氣候，飲食，習俗和語言造成的初期適應問題外，充滿理想和幹勁的爸爸在事業上受了重挫。剛到聖保羅就合夥頂了一家巴西餐飲店。生意雖好，但經營起紛歧。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因此突然收到的一封滿滿不公、痛斥的家書。百口莫辯的他，悲痛失意下，帶著全家毅然離開。

隨後是一家最落魄的日子，幸好有湖口同鄉前輩幫忙找住處。為了生計，爸爸哥哥和才十三歲的二姊去角仔店裡打工，大姊也在中餐廳當服務員。我年紀小，就在家陪祖母。媽媽則重啟裁縫，先從成衣廠接活，以分錢計價縫製半成品；後來經朋友介紹給人量身訂做衣服。媽媽的手藝讓客戶驚艷，量身裁縫後試穿，基本上完全合身不需修改；跟巴西裁縫師需先一片片放客戶身上試過再縫合的繁雜不便過程，完全不同等級，所以不久就有了忠實的客戶。

由於收入微薄，一切得量入為出。爸爸在小院子和浴室陰暗處分別種的豌豆和豆芽，是每餐會有的菜。蛋白質方面，幸好有巴西人不吃的雞爪內臟等，物美價廉。這該是跨文化生活受益最大之處！有肉上桌，基本是雞肉。不但價格比較便宜，而且當時總覺得巴西豬肉有股腥味，吃了好像會過敏。另外，在祖母堅持下，牛肉進不了家門；直到爸爸和哥哥說服她巴西的牛和豬一樣，一輩子不用幹活為止。

在那通訊不太發達的年代，國際電話跟我們無緣，書信往來要幾個星期，所以最能解鄉愁的是親戚們寄來或託人帶來的錄音帶。記得常陪媽媽反覆播放外婆和阿姨們問候和敘述日常的錄音，聽著聽著，不禁淚下。當時中華會館放映的台灣電影，是少數娛樂之一。

日子雖拮据，爸媽仍堅持讓我們到聖保羅中華會館上夜間的葡語課，至今還記得林先恕老師風趣的教學。同時，爸媽也讓我們繼續自習鍛鍊中文，與台灣朋友同學書信往來外，還鼓勵我寫日記、閱讀僑報書刊。老師同學和親戚們不時會寄來或託人帶來台灣的讀物，如陳文東表哥的整套國中教科書，陳淑姬老師寄來的許多書法、繪畫書籍跟水墨畫材料。特別勵志與喜愛的是爸爸買給我們的《汪洋中的破船》，跟葉美玉同學分享的《短詩。短語。短歌》。華僑天主堂的圖書館，也是我們學習的寶庫。另外，在言論自由的巴西，好奇的我也很愛聆聽大人們談天論地。從中慢慢了解原來許多官方歷史是洗腦包。

到巴西半年多後，終於辦好州立學校入學手續。考慮到語言障礙，我從四年級開始上，二姊、大姊和新竹高中二年輟學的哥哥，也都一樣降了一年級。第一天上課就大受衝擊。教室裡飛來飛去的紙飛機和散落滿地板的粉筆，老師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下課時喧鬧聲震耳，班上的不良少年……比同學們大一歲可能有差吧！覺得他們好幼稚，養成我行我素的獨行俠個性。

最大的惡夢還是語言。學校通知隔天放假，我聽不懂仍去吃閉門羹是小事，作文課寫的短文，老師說完全看不懂，還勸我不要用中文的思維寫葡語的文章。課外閱讀指定的80頁小說，認真的一句句查字典，結果花了好多時間還沒查好半頁，而且從查出的單字根本拼不懂文章內容。不得已，乾脆放棄字典，不懂也一直讀下去……

聽不懂的歷史、地理、自然課，就盡量靠圖片和參考中文讀物來理解。應付考試唯一有效的對策，是把整本課本朗讀背下。當考題與背好課文的一段部分吻合時，就把那整段寫上。這樣竟然在不懂內容的情況下，每次都考滿分！數學因已經學過，所以不成問題。最擔心的葡語，則幸好有在中華會館學了文法和背過動詞變化而常拿滿分。這分數和作文與閱讀的鴨蛋平均起來，剛好驚險過關！

那時期，特別感謝同鄉戴伯父一家。戴伯母是大姑媽的同學，非常關照我們。戴宣安大哥是有名畫家，天分過人並師承孫家勤教授。看過戴大哥為專業書籍畫得栩栩如生的油彩鳥類插圖，和奔騰的駿馬水墨畫後，對他非常崇拜。有一天，他開車帶我去參觀就讀的聖保羅大學（以下簡稱聖大）建築學院，一路細心的解說。一大堆資訊、寬廣和綠茵的校園，跟設計獨特的建築，令初出茅廬的我極為仰慕。該是緣分吧！二十多年後，我竟會回到那裡教書……

屋漏更遭連夜雨，在那最困難的時期，祖母病倒了。為了不給家人增加負擔，她一直堅強忍著，確診時已是肝癌晚期。爸媽雖把所及的資源都投入就醫，甚至託人買牛黃等聽說有特效的貴重藥材讓她服用，卻不見起色。她最疼愛的我，下課後總留在病床旁陪伴。她堅持不回台灣，要求葬在巴西，是希望以此激勵挫敗中的家人要破釜沉舟，努力在巴西紮根。她臨終那天早上，突然忍痛起身坐在床邊安詳的對我說，要繼續努力用功讀書。之後，她慢慢倒下睡著，就沒再醒來。

祖母突然病逝，給失意的爸爸很沉痛的打擊。那時，他跟朋友頂了在大賣場前常設的巴西油條攤。由於營業時間是下午到晚上，早上大人在家備料，中午我下課就先帶幾斤麵料搭公車去攤位做好準備，開始營業；顧到爸爸忙完或哥姊們下課後，在傍晚生意的高峰期前來換我回家做功課。雖是小生意，因利潤很高，大家做得挺順心的。

為了尋找更好的出路，爸爸決心離開聖保羅。他抽了時間到各地考察，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三國交界的福斯市（Foz do Iguaçu）。福斯雖擁有世界聞名的伊瓜蘇瀑布，當時還是個邊陲小鎮，只有邊防兵營前的路，巴西大道，有鋪柏油，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滿地泥淖。而且大陸性氣候，日夜溫差大，有超過40度的炎夏和冬天沿巴拉那河谷北上的寒流，氣溫低達零下好幾度。

那時巴西跟巴拉圭合建的世界最大水力發電廠Itaipu大壩工程剛啟動，福斯財政暴增，開始一系列基礎建設，欣欣向榮。國際觀光和貿易的潛力跟巨大建設，吸引人潮和資金，讓爸爸決定去那發展。正好，湖口的家買賣成交，他用這剩下的老本在福斯市中心買了住商兩用的小樓房租人。那時福斯的僑胞不過幾戶，有兩位在水庫工程工作，其餘都經商。經友人引薦，爸爸被Itaipu的分包商Unicon錄用，在大壩混凝土灌漿冷卻用的製冰廠工作。

 

重  啟

1978年上學期結束，家人先在福斯郊區租了巴西南部道地的簡陋木屋。下學期我們先到市內的公立學校上課，走路大概50分鐘。學校操場在巴拉那河畔，所以體育老師笑說球要踢準，不然會飛到國外（巴拉圭）去。偏鄉的教育水準差太多了！5年級只有四個科目，由於太簡單，加上葡語也有了些基礎，結果我都考滿分，成為優等生。這狀況反而讓爸媽擔心，所以期中考後立刻就轉學到福斯的英美學校（Colégio Anglo Americano de Foz do Iguaçu）。

英美學校（原名British American School）是1919年在里約為英國和美國僑民設立的私立名校。應Itaipu的邀請，1976年在福斯設分校，由Itaipu支付，給員工子女提供優質的免費教育。由於爸爸的工作，我們可享受這福利。學校規模大，師資設備優良，學生有數千人，光校車就超過60輛，每天上下學，一大排大型遊覽巴士改裝的校車非常壯觀。課程也很豐富，其中，最令我喜愛的是在學校菜園和原始林內上的農技實踐課。

入新學校後，儘管水平較高，成績仍不斷提升。放學後我喜歡自己一人靜下來閱讀或畫畫，往往廢寢忘食。基於興趣，請求爸媽郵購一本正夯的飛機百科圖鑑和一大套二戰系列的書。媽媽坦白的說那些書很貴，家裡經濟狀況還不太好，但只要我有心閱讀，她認為值得。收到整箱的書後我興奮不已，參考圖鑑，靠經驗展開機身曲面，用紙板製造民航飛機和米格21、米格25戰機的立體模型。那些自以為傲的傑作，很受同學們的讚賞喜愛，就送他們以此結交好友。

透過每天的閱讀，我開始在休息時間給同學們講二戰故事。聽完後，他們還會津津有味的討論一番。同學裡有來自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在福斯經商的阿拉伯族群後裔。與一般刻板印象不同，他們都很友善風趣。課餘我挺喜歡和他們閒聊，從不同角度了解中東問題。如此，我的葡語突然進步好快…同學中也有安哥拉出生，在70年代為了躲避獨立後的政權對白人追殺而逃離非洲的葡萄牙人。總之，慶幸能從同學們口述中更加了解許多在報紙書籍上刊載過的事件。後來我的零用錢都用在買書刊、郵票，或到巴拉圭買進口飛機、戰車的塑料模型組裝套件。邊研究、邊動手、邊收藏。

搬到福斯不久，媽媽和哥哥頂了一家市中心的餐廳。因生意好忙不過來，所以爸爸辭掉了水庫工程的工作，專心經營餐廳。餐廳的客戶很多元，有本地人和從世界各地來的遊客。偶爾也有穿梭巴西、巴拉圭的僑胞來訪，帶來僑界消息。有訪客時，我最樂意帶他們去參觀伊瓜蘇大瀑布。它是由幾百個大小瀑布組成的大自然傑作，震耳轟鳴飛瀉而下的水流，景色超壯觀。雨季的龐大水勢如萬馬奔騰，旱季則露出被水鑿蝕的奇岩怪石。天氣好時，在漫天水霧中可看到彩虹和霓。

店的常客裡最懷念的是法國老前輩古斯塔夫。他是二戰老兵，法國戰役時被德軍突襲包抄俘虜，戰後移民來巴西。他看我飛機、船艦和馬等畫得不錯，對歷史有興趣，常聊得很愉快。二姊想學法語，他也自願教授。他年紀雖大，仍追求一生的志業，在設備齊全的車間裡，獨自繼續改良他本人發明操作更加安全的劍麻抽絲機。據他說，劍麻是巴西東北貧困地區很好的經濟作物，但許多人因用簡陋的傳統抽絲機而失去手臂。這讓我更崇拜他的為人和技能，自告奮勇的去幫忙。他教了我車床、銑床和焊接的原理跟實際操作。這是我青少年時充實的學徒體驗。

Itaipu大壩的建設，從搬去時巴拉那河流改道，一百萬立方米混泥土灌漿，1982年大壩完工閘門關閉蓄水，到安裝第一台發電機，我都在學校慶祝過。其中關閉閘門蓄水，巴拉那河斷流，不少魚困死在下游乾涸河床上，河道正中是深不見底的巨大裂縫。上游水位上升快的如大洪災，所以動員了大批人搶救受困動物。上升水位也把200公里上游的瓜伊拉七瀑布（Salto de Sete Quedas de Guaíra）淹了，它是由19個大瀑布跟無數小瀑布組成的，水量面積都不亞於伊瓜蘇大瀑布。根據記載，七瀑布原是全世界水量最大的瀑布，達尼加拉瀑布的兩倍。然而那麼美麗壯觀的天然奇景，卻因鮮為人知被迫從地圖上抹掉。簡直是破壞大自然的重罪！

隨著Itaipu大壩完工，福斯也蛻變成觀光飯店林立，旅遊與商業繁榮，綠樹成蔭的城市。同時期，巴拉圭那邊的「斯特羅斯納總統港」市，受益於免稅和邊境貿易，也從原來公路邊只有幾家進口商店的小鎮轉變為該國最大的都市，並在獨裁者斯特羅斯納倒台後改名為「東方市」。 80年代初，可能跟巴西第一次大赦有關，大量台灣人到那裡做貿易。不乏把子女送到福斯英美學校上課。我因此認識了幾位好朋友。週末假日，常常自己一人走過友誼橋，「出國」找他們聊天打棒球。有時他們家到了貨，也參與加工，不亦樂乎。

那時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都慘遭通膨蹂躪，所以邊境貿易除了傳統互補性商品的交易，有一有趣特點是當其中一國通膨率高騰時，臨近其它兩國的居民會如潮水般湧入大搶購。如此不難理解，當本國經濟遭重挫時，邊境商人仍可大發「國難財」。具代表性的是1982年阿根廷福克蘭島戰敗後，經濟崩潰社會恐慌，巴西和巴拉圭人，在通往阿根廷邊境小城伊瓜蘇港的渡輪碼頭大排長龍，過去掃白菜價的皮草製品，記得全家開車去買得超痛快！

感恩福斯的大好環境，全家的努力終得回報。經濟比較寬裕後，1979年底趁學校放暑假，爸媽把店務交給哥哥，首次回台探訪親友。隔年買了車，週末全家常到各景點玩。記得有次在農場烤肉後，從許多倒下的老樹幹採集了一大麻袋的野生黑木耳。玩的特別痛快與珍貴的是1981年母親節，趁Itaipu大壩完工蓄水，把瓜伊拉七瀑布淹沒之前，哥哥開長途車載全家去觀光。比起伊瓜蘇瀑布，它更加開闊、多樣、原始和粗獷，而且能近距離觀賞河谷峭壁的奇岩飛瀑，獨具魅力。幾個月後，越來越多人趕去看它最後一眼，結果還發生了長年失修的鋼索橋超載斷裂幾十人落水往生的慘劇。

我在學校的學習也很順利。較自豪的是兩次參加全校繪畫比賽都拿冠軍。但是英美學校沒有針對升學聯考的課程，加上地域間的教育差距，爸媽希望孩子們回聖保羅升學。他們讓因在店裡幫忙而有耽誤到學業的哥哥先來。在聖保羅買了房子後，兩位姊姊和我也陸續過來。我讀完高二上學期離開福斯時，對那讓我們生根發展的地方感到依依不捨。在聖保羅求學期間，每逢連休，我們會搭14到16小時的長途巴士到福斯探望爸媽。無疑，福斯是我心中的第二個故鄉。

我們選了下午可上補習班的Objetivo高中。它在保利斯達大道，交通方便外，還可享受學費減免。學校設備師資都很棒，每個科目都有明星老師教許多理解或背誦的竅門，讓我們學得津津有味。因學生多，校風自由，所以魚龍混雜，認真讀的跟去混日子的都有。想用功的都坐在前排，跟坐在後排不愛讀的互不干擾，課餘時間大家一樣相處得宜。

在聖保羅升學壓力雖大，有空時我仍持續繪畫和集郵。因零用錢已比較充裕，開始買不同材料和畫具，邊看書邊嘗試木炭、蠟筆、水墨、油畫等各種畫法，在校內美術大賽時奪冠，贏得一套貴重畫具。集郵方面，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星期日常去共和廣場買郵票。當時中國、台灣和香港的郵票很多，沒人要，所以我更專注這比別人懂又有感情的郵品。

廣場裡有郵友們聚集交流、交換藏品的地方。和我聊得最來的是兩位白俄羅斯老人，他們的父輩是沙俄的軍官，俄國革命後逃到中國東北避難，兩人在哈爾濱出生長大，會說點華語，其中一位說他曾在華中理工教過俄文。中蘇關係惡化後選擇移民巴西。跟他們交流才知道被蘇聯統治的白俄羅斯人很厭惡俄國人。受益最大的是聽他們敘述戰亂時代和解放後的許多故事，還有用零用錢把他們收藏的民國和解放初期的郵票一點一點的買過來。

有次到廣場時郵友們熱鬧的圍成一圈，我好奇鑽進時，見一人兜售著兩大袋民初到抗戰期間的郵品，但是沒人有興趣，只有郵商出了超低的價錢。我隨便一翻就看到蓋有蔣（介石）主席就職紀念戳的一套航空郵票。當下約他到家裡談。他來後細說他妹婿的長輩是上海大實業家，中國內戰末期移民到巴西來。那兩大袋郵品是那位長輩收集的，他妹婿搬家，都被丟到垃圾堆，他覺得有價值才拿去廣場賣。我看得喜愛不已，但手上沒多少錢，所以用大姊的積蓄湊足50美元。他了解這是我的極限，比郵商出的價高很多，很樂意的成交。當時50美元是大錢，非常感謝大姊鼓勵說我的錢都沒花在無益玩耍，集郵是很好的興趣，買得值得。後來有位專集郵戳的僑界前輩聞訊來家裡細看，幫我發掘許多特別的郵戳。經他一再懇求，把其中幾件重複的跟他換了我很想要的郵票。

那時中國剛改革開放，我開始注意到它發行的精美郵票。請求爸爸在巴拉圭兌換了一張20美元的支票，然後盲目的寄給中國郵局，只註明說想買郵票。結果真的有「中國郵票進出口公司」給我回覆，寄來文革末期到80年代中期（T/J系列早期）郵品的目錄，價錢都依郵票面值。我照目錄幾乎全買了……沒想到十多年後首趟去中國時發現，這些面值不過分文的郵票大多增值了百千倍。然而，對於真正愛好集郵的人來說，中國郵票市場瘋狂投機炒作，弄得行情雞飛狗跳的亂象並非好事，因為大多人只追求它們的價錢，而完全不關心其內涵與價值。

另外，我也開始長期訂閱中國的「航空知識」、「艦船知識」、「國際航空」和「船舶工程」等科普或專業雜誌。這些月刊伴著我到大學畢業，所以大學課堂上老師解說一些現象時，我已大多在這些刊物上獲得一些了解。

 

大  學

考大學時，我對選科系曾非常猶豫過。雖然喜歡畫畫，但對藝術一路不太嚮往，所以希望能讀用得上繪畫的技術領域。最後影響我選擇的是讀船舶工程，家住慕義的戴學長的解說。船是在海上長期自主自足航行的「城市」，涉及包括建築、營造、製造、機械、動力、電機、控制和通訊等專業外，還有流體力學物流運籌等。這類超複雜的巨獸是系統工程的範疇，所以非常注重在知識爆發中生存發展需要的通才教育。也因此，以聖大的綜合理工學院為例，船舶工程是有非常多系友在其它科系任教的科系。1984年我報考聖大聯考時，改成也得選系，我毫無疑問的選了船舶工程為第一志願。對此我很感謝爸媽，不但沒有任何異議還非常支持。因為當時熱門的科系，不是醫學就是電子電氣或電腦。尤其是注重攀比的僑社裡，我所認識沒半點熱忱，只為滿足父母的慾望，而讀這些熱門科系，整天混日子的同學不勝其數。其實行行出狀元，即使冷門領域也有社會需求，只要有興趣就會有動力和毅力，能更容易成為那領域的精英和贏家。話雖如此，每次有人問我讀那系時，都會把我的答案「船舶」聽成「傳播」，無奈！

聯考的各科目裡，我唯一擔心的是作文。很慶幸題目是對時事的論述，邏輯重於優美詞彙，順利過關。入學時出了有趣插曲，我因迷路，註冊時從校務大樓的後門進去，躲過被學長們剪頭髮的一劫。但開學儀式時，仍有學長在門口逮有頭髮的新生。因我是極少數還沒被剪髮的，被學長們一窩蜂圍住。無奈，只好嬉笑配合。記者們看到熱鬧，過來採訪我和拍照……來巴西快十年的我，終於連照片被刊登在有名的聖保羅頁報（Folha de São Paulo）！

聖大船舶工程系，是1956年巴西海軍和聖大合作創立的。 60和70年代巴西造船業蓬勃發展，曾一度登上最大造船國的寶座。 80年代巴西經濟蕭條和惡性通膨，加上韓國造船業崛起，就走向沒落。我那屆40人中半數以上是第一志願考上的。另外，從二年級開始，有海軍派來的5名軍官同學。讀大學時雖逢巴西商船產業不振，但巴西海軍已啟動國艦國造計畫，包括巡邏艇、巡防艦和從德國引進潛水艦建造技術。同時，巴西內陸農業新前線的大量農作物運輸幹線鐵特 - 巴拉那河水運跟海上石油開發的產業正處於萌芽階段。

考上大學的喜悅非常短暫。巴西中學水平和大學要求的落差很快就顯露出來。微積分等高中沒教的，在力學第一堂課教授就淋漓的使用，整個黑板和講義有如天書，沒同學看得懂符號，更別說內容了！更糟的是教授們雖學有專精，許多是其領域的佼佼者，但教學技能參差不齊。所以講得好的，教室擠得地板都坐滿學生；講得差的，教室只小貓兩隻。我因為較遲鈍，有兩科目竟從第二堂課就由教授一對一教導，因為同學們都跑去別班了，只剩我一人教授已認識，跑不了只好硬撐到學期末。

這情況自然反映在大家慘不忍睹的考試成績，結果原是受盡嬌寵的優等生們，進入大學後最早被砍掉的是高騰的傲氣。幸好我懂得山外有山，同學們都屬「頂尖分子」，大學是更難的挑戰。所以不論成績絕對或相對的好壞，盡力而為絕不攀比，並以平常心來承受結果。如今學校教學方式和內容已更人性化了，但回想起來，那時的震撼教育，磨盡學生銳氣，鍛鍊其「絕境求生」的能力，也不是壞事。

當然，大學不是地獄，課堂內外有趣的事也不少。一年級我最喜歡的是圖學，不僅小時受爸媽職業影響喜愛畫畫，一些理論和方法，如交差和曲面展開的問題，小時用紙板做米格機和運輸飛機的仿真模型時，就曾靠經驗推導出來。學了理論後只覺相見恨晚。如此，取得滿分後，用寒假日夜不停的從繪圖到裁剪，組裝完成1/10比例的二戰英國輕裝甲輪車Humber MK.II的厚紙板模型。下學期開課時，帶去學校給老師同學們鑑賞，從此圖學老師給我分數時特別優待。而且，沒想到十年後這模型會是我考教職時的助力。

上大學前我沒機會接觸電腦，也無所謂。大學的電腦課很棒，激發了我的興趣。那時學校用的是大型主機和與鍵盤一體的黑白螢幕終端機，輸出印在紙上，在列印中心取輸出結果的同學們大排長龍。而我程式設計非常小心，一定先細心模擬過，結果5個程式設計作業都在首次運算就通過了。

哥哥和大姊分別在Guaratinguetá的州立大學和Campinas的天主教大學讀機械工程和系統分析，聖保羅只有在聖大讀藥劑的二姊和我，一家人分散多地，爸媽決定把店交給工人管理回聖保羅。市內交通混亂擁擠，為了節省時間，我向爸爸提出買摩托車代步，開始我騎士生涯。

二年下學期，經學長歐陽開介紹，到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西本老師那裡實習。他的專業海洋工程，是針對巴西海底石油開發的新興領域。那是我首次使用個人電腦（PC）。讀完老師給我的400多頁程式語言指南後，便自發的把船舶流體靜力學課的演算法通通編成應用程式。隨後接了系裡的活，幫忙編了論文資料庫的管理程式。工作所得剛好花在三本資料庫程式設計的書上，忙一暑假，賺的是知識和經驗。興趣所致，爸媽托朋友從巴拉圭帶了台個人電腦給我。記得價錢不菲，PC/XT，640K內建記憶無硬碟黑白螢幕，要一千多美元。

三年級開始接觸更多的工程科目，如流體力學、熱力學等，才進一步了解工程學務實的本質，更感興趣。不過，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經濟學，老師的講解打通了我了解社會，時事甚至政治的任督二脈！

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在理論和實驗課外，學校也常辦活動到各機構考察，如造船廠、聖多斯港、巴西飛機製造公司、海軍的護衛艦和潛水艦等，只要有機會我一定參加。最刺激的一次，是去巴西石油公司的海上石油開採平台參觀。深夜乘氣墊快艇破浪飛馳，用大籃子把人吊上平台，然後在輔助消防船上過夜，聽挪威籍船長的見聞，在甲板觀賞大海中的日落，返航時偶遇鯨魚群，既學知識又長見識。

那年暑假透過學校安排，跟學弟藍基誠和兩位同學去茅阿（Mauá）造船廠實習。造船廠在尼泰羅伊市，我們住在里約市北區巴西大道旁的海軍體育中心（CEFAN）。里約的盛夏超難熬，氣溫超過40度，整天又悶又潮濕，滿身不乾的大汗。一大早搭擠滿人的公車到市中心的碼頭乘渡輪再搭公車到造船廠。造船廠老舊，佈置擁擠又雜亂，廠裡鋼板切割和焊接熱上加熱，聽說在船艙裡焊接的工人需忍受50多度的超高溫。唯一舒服的地方是有空調的設計室。

實習期間只在里約雜亂的北區和中區進出，對它的印象很差。每星期五一下班就搭長途巴士回聖保羅。最後一天因沒事，上司同意我們提早離開，到里約觀光。當我們從渡輪碼頭往南走沒幾步到國內機場前時，如戲台屏幕拉開瞬間，美不勝收的景色突現眼前，如從地獄躍升到天堂般的視覺衝擊至今難忘！這次實習最大的收穫是確定自己將來不會在里約或造船廠上班，加強我參與設計、科研或教學工作的決心。

經推薦我取得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CNPq）的科學啟蒙獎學金，參與貨櫃船運籌的研究。這獎學金是為培養研究人才，鼓勵成績較好的大學生參加研究而設立的。因研究的主要任務，船舶平衡計算軟體，我在二年級時就已完成，立刻被導師胡伊老師錄用，連續兩年基本沒燒腦差事。出於好奇，我轉而探討他的博士課題，貨櫃裝卸清單的優化。畢業那年選修專業時，陰錯陽差的選了物流領域，上運籌學課時，靈感一來，用極簡單的概念建立了一高效率的貨櫃裝卸優化算法。我用自己的 PC/XT 編了電腦程式，結果超出了預期，面對涉及數百個貨櫃和數個港口的測試用例子，幾分鐘內就能在 PC上產生清單，並且幾乎為零疊裝。如此不到三個星期就完成選修專業的研究。

1988年巴西經濟極度衰退，通膨不斷攀升，人心惶惶。下學期，聖大教職員為調整薪資而發起罷課。因交涉不順而長達54天，整個學期被打亂，不少科目草草收場，大大影響到學習。不過這是聖大的歷史性轉折，因爭取到財政自主而製定了新規範和長期發展的方針，從此脫胎換骨。

我平常喜歡獨來獨往，很少參加社團活動，但曾出席組織中的僑社同學會，認識了幾位朋友。性格開朗的大姊則特別活躍，歌唱得很好，常跟朋友在家唱Karaoke，參加比賽時全家一定總動員去加油。同在異鄉飄泊，最讓我掛念的是思薇。從爸媽讚美到隔天來訪相識，去海邊撿貝殼等時斷時續、偶然又短暫的互動中，很感恩她的激勵，並秉持一貫的關懷與祝福。另外，在二姊的引導下，去丁媽媽家參加聚會，原本只想去交換郵票，離開時卻被要求交作文，像上了賊船般的加入「以文會友」的小草社。承蒙徐捷源老師和鄧幸光老師的指教與草友們的協助，寫作能力進步很多。與草友們留下最好的記憶，是手工製造的刊物《勁草》，收錄了許多年輕時的隨筆雜談。

畢業設計，是展現大學學習成果的機會。當時在課餘自修探討高速滑行艇，並編了用多變量回歸結果計算62和65系列滑行艇阻力的軟體。興致所至，選了非常規的20米高速巡邏艇為題。整整一年，和兩位好同學一起對配置、流體、動力、耐波性、材料、結構和製造等方面，收集大量資料、製模、計算和優化。這些努力獲得老師們肯定，破例安排我們學習使用大學剛導入的最新CATIA電腦輔助設計系統，並聯絡海軍讓我們了解當時執行中的高速巡邏艇建造計劃，到里約造船廠考察建造過程。最終審查時，海軍技術事務所的長官也被邀請參加評審。讓我們感到驕傲的是，獲得滿分10分後，老師笑說可惜不能給我們12分。

從追求民主自由的東歐，到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學運，1989年是充滿動盪的一年。巴西經濟不斷惡化，同學們找工作處處碰壁，流行說「最後離開（巴西）的人請關燈」。較好出路之一，是爭取獎學金留校讀碩士。我因沉浸在研究和畢業設計，又計劃向聖保羅州科研振興基金會(FAPESP)申請碩士獎學金，所以沒有特別擔心。此外，從小看著爸媽勤勞奮鬥改善生活，白手起家創業自然是我崇敬嚮往的道路之一。那時大姊和哥哥相繼畢業。哥哥和我也有打算一起創業。為此，我們常到展會、工廠和設備廠商參觀考察。最後決定做塑膠擠壓，並開始進行籌備。

再次改變我一生的，是從日本實習回來的歐陽開學長。當時日本國際合作機構（JICA）每年給系裡應屆畢業生提供一個到日本造船廠實習一年的獎學金。聽完他的見聞後，我很嚮往。所以招募告示一出來，我馬上去找負責此事的秘書詢問細節。出乎意料，她說不知道有這事，但熱心的說有聖大和橫濱國立大學交流協議下，由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提供獎學金，到橫濱國大讀研究所的名額，剩兩天報名就要截止。讀研究所當然比實習好，我毫不猶豫的連夜趕完研究計劃和準備證件提交出去。

那年正好橫濱國大教授訪問團來聖大，所以由訪問團代表竹澤先生做面試。竹澤先生用日文提問，教我實驗船舶流體力學的日裔立花老師翻譯成葡語，我再以英語回答。不錯的成績單外，竹澤先生還注意到我參與過的研究和中文能力。他直言有研究經驗是絕對優勢，然後向立花老師借了本日本造船學會的論文集，隨機翻開一頁，指著一段，要我講其內容。因光靠漢字就可了解大半意思，加上學過點日文，被我說中了七、八成。當下他很滿意說，相較多位橫濱國大的巴西留學生，我的日文理解程度算超好的了……後來回想，很慶幸為想了解日文技術文獻內容而曾自學了點日語皮毛，因好奇而自發的編寫計算軟體而輕鬆獲得科學啟蒙獎學金參加研究，也很感謝爸媽沒讓我們重葡語輕中文才看得懂那麼多漢字。當初誰能料到這些平常沒多大意義的東西，在關鍵時刻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呢！

接獲文部省獎學金錄取書後，一度需回福斯的爸媽決定搬回聖保羅。日本那邊也很快寄來各種資料，包括介紹學校和日本留學生活細節的手冊等，一切井然有序。日本領事館對「國費留學生」（他們對文部省獎學金外國留學生的稱呼）有特殊管道，所以一切又快又順利。記得那位負責辦理獎學金報名和選拔的秘書興奮的通知我錄取消息時，突然想起要有巴西國籍才滿足資格。她隨即關心說，假如我還沒取得國籍的話還來得及去辦。這看似小小的提醒，讓我非常震撼。她不但沒阻止或排斥外國人取走寶貴名額，反而想辦法幫忙解決，把巴西人寬大包容的性格展現無遺。而我，很慚愧，在巴西成長十幾年，即使已取得巴西國籍，卻還跟不少僑胞一樣抱著「異鄉遊子」的心態……很感激她一語破除我身分認同的迷思。所以儘管獎學金的條文沒有限制學成後的去留，當下我已確定自己一定會回來。

 

留  學

日本國費留學生的待遇很好：金額不低的獎學金、學雜費全免、來回機票、抵日安家費、每年一次國內考察旅費、國民和學生雙重健康保險和學校優先安排學生宿舍。當時的機票是全額的商務艙。赴日時和一起被錄取的日裔同學同行。岸川剛從生產工程畢業，出身劍道世家，年紀輕輕已是五段的高手。他日語流利，但當時看得懂得的漢字有限，所以我們像一個聾啞和一個瞎子般的互補關係，常常結伴出門，並成患難之交。

在1990年1月寒冬中抵達日本，冷風如針刺骨，但喜悅的心卻特別溫暖。整齊乾淨的房舍街道和各種寫有漢字的招牌，讓人倍感舒適親切。在飄雪中第一次看到綻放的梅花，既興奮又感慨！「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那不就是一家辛苦打拼過來的寫照嗎？ ！

到橫濱車站時，巴西的日裔學長中村已在等候。橫濱是日本第二大都市，靠近東京。江戶末期黑船來航，締結美日修好通商條約後開港，迅速發展成日本具代表性的港口都市，也是日本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先驅。市內有許多西洋文化紮根日本的遺跡，如日本第一家冰淇淋店和首條鐵路等。早期為了隔離外國人而設置關卡，在關內地區建立碼頭和西式商業區與居留地。世界最大的唐人街橫濱中華街也在那裡。中華街的關帝廟和港未來21的日本丸紀念公園，是我需舒緩心情時最愛去的地方。剛到沒幾天正逢春節，巴西學長興高采烈的帶我去中華街看春節慶祝表演，熱鬧非凡，有回家鄉的感覺。

學校幫我們安排了弘明寺的留學生會館（宿舍），條件很好，20多平米的單人房間裡有浴室，小廚房和陽台，房間裡家具齊備。即使有欠缺的，在正值泡沫經濟高峰的日本，常常可在路邊免費撿回家用；隨後有學長畢業回國，我們兩位菜鳥繼承了他留下來的許多家當。會館周圍的環境很好，靠地鐵站，通往弘明寺的商店街應有盡有，熱鬧又方便。弘明寺是橫濱最古老的廟宇。會館裡常有事務處、日本民間團體或留學生們舉辦的交流和聚餐等，大家相處融洽。出外靠朋友，無疑，那段日子讓我克服了比較內向孤行的個性。台灣文化與日本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所以比較容易適應，剛開始常帶著地圖徒步在市內逛，了解和熟悉環境。

獎學金優渥的條件，讓我們能專心學習。當獎學金和安家費入賬後，突然感覺像中樂透一樣，從此全無經濟後顧之憂。其實日本高消費體現在住宿，食物，交通和交際。有學校提供完善廉價的會館，用學校食堂或自炊，優化的通學方案，老實點、少花天酒地、不迷戀奢侈品的話，花費並不高。所以大多數的學生，包括日本人和私費的外國留學生，都能靠半工半讀勤儉努力翻轉人生。反差較大的是沒有通膨，穩定的物價與收入下可安心規劃生活。

橫濱國大，雖不屬於二戰前在日本內地設立的7所帝國大學，但建築、船舶海洋、經營和教育等領域相當有名氣。照本人意願，我被分配到船舶海洋工程系的設計研究室。導師寶田先生出生於滿洲，二戰末期被徵召入伍當戰鬥機飛行員，戰後被遣回日本，完成學業後加入住友重工造船廠，後成為總設計師。從住友退休後，他轉到橫濱國大來教書。如同灣生（台灣出生）的竹澤先生，是戰後為日本復興付出一生的代表人物。一樣愛喝酒和對中國、台灣與巴西友善。

依日本的學制，考進研究所前都是以「研究生」 的身份參與研究室的活動。一般留學生會先讀一個學期以上的日語，打了基礎後才報考研究所。我的情況特殊，到後就趕著參加二月的碩士班入學考試，四月開學。很慶幸的順利過關，所以不到兩個月半就上課了。記得興高采烈的去聽研究所開課講座，主講的教授在祝賀大家後的第一句話是「做研究的人是沒有假期的」。

兩年的碩士課程，一般第一年集中精力修完學分和探討研究課題，在第二年全心投入研究。碩士必修學分很多，單打獨鬥風險很大，一般都和同學們一起選科目，做作業。一次很慘的經驗是精明的印度同學邀我一起修法語，他說有英語和葡語的基礎，拉丁語系的法語一定沒問題。我想也是，何況我有學過三個月的法語。結果老師一進教室從頭到尾只講法語，回家作業是法語翻譯成日語，兩方面都只懂皮毛的我倆人只好摸摸鼻子放棄了。

學校提供的日語課程，得花幾年才能完成，給我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很快就改「浸透式」速成方法自習。技術領域的日文雖專業，卻也相對簡單。首先使用的單字不多，而且學術文章泛用漢字，要我讀懂不難，難的是發音，尤其是漢字有音讀、訓讀之別，音讀又細分吳音、漢音和唐音，猜中發音跟玩樂透一樣。然而上課時發現老師常重複說許多句子，如「heiban」，當他在黑板上寫「平板」時，就能瞬間「悟」出單字和講課內容。加上整理出發音特徵後，如中文的H日文一般唸K等，更能輕鬆破解。日文的羅馬字電腦輸入法，簡直就是學習發音的最好法門。另外，現代新興科技的名詞，一般直接從原文音譯用片假名寫，會英語的話，了解日語發音侷限後，根本不用查字典。

日文文法是一大挑戰，不僅助詞用法難完美歸納，把動詞放在句尾的獨特語序有如波蘭記數法，得耐心等到整句最後出現動詞時才能明白在說什麼，不過常用句子構造幾乎一成不變，所以有樣學樣的，能簡單寫出像樣的報告。聽力方面，我一回宿舍就打開電視不停的聽NHK新聞練耳朵。至於超麻煩的敬語，幸好理工男們沒那麼講究，教授們也不為難留學生，所以學幾句客套話就夠了。如此，到日本半年，當寶田先生突然要求我用日語發表的時候，感覺一切過渡得挺平穩的。

那年代網際網路不普及，國際電話費超貴，所以跟巴西台灣家人親友聯絡主要靠書信。有急事或隔月才用公共國際電話機聊上幾分鐘，而且一般在半夜優惠價時排長龍。漫長的等待和斷斷續續的音訊，自然會加重對家人和親友的掛念。幸虧在日期間，爸媽哥姊們個別多次來探望，加上隔段時間有巴西或台灣的親友老師同學們來訪，所以並不覺得孤單。

去日本那年哥哥回台學了矽膠開模的技術，回聖保羅後開始創業，投入生產。大姊也加入協助經營。當時巴西仍百業蕭條，缺乏適當設備，進口也很困難，所以起步相當艱辛。不少裝備，如真空機等，哥哥靠自己設計後委託夥伴車間加工製造。大姊也從訪問客戶到參展等，幫忙一步步的開拓市場。

利用在日本的第一個暑假，安排回台灣探望已別離14年的親友。到橫濱的台灣辦事處辦簽證時，竟說我是台灣出生的，以外國人身份回國的話「不受政府歡迎」。無奈我身上只有巴西護照，只好託家人聯絡聖保羅辦事處協助，在出發前幾小時，經日本郵差特別關照下才收到巴西寄來的台灣入境許可。那麼久才回家鄉，親友們長大變老，小時記憶中特別寬敞的馬路變窄，整個大環境也已從農業過渡到工商社會，不少思維甚至習俗也改了。不過在依稀可從記憶中辨認的景色與人物裡，人情的紐帶仍這般牢牢緊繫著。

暑假結束前，寶田先生安排我和巴西學長桑帕約到住友重工追濱造船廠實習。技術前衛的日本製造業已完成全自動化來提高競爭力，造船廠也不例外，整個工廠規劃得井井有條，乾淨整齊，儘管超寬敞的車間裡看不到幾名員工，建造工程仍日夜不停的快速進展。和里約造船廠的實習相比，可用天地之差來形容。

因校區較偏僻，所以決定以省時便捷的摩托車代步。那時在日本駕駛的外國人不多，所以用巴西駕照換日本駕照時只有簡單的面試。有了駕照後機動力暴增，不再受最後一班大眾運輸的限制。週末常騎車出去探訪神奈川縣和東京都的景點放空或逛不同領域的展會。後來遠遊到山林裡，乾脆換了長途越野的XLR250R，還騎去了靜岡的伊豆半島和埼玉的長瀞。沒想到便利的機車代步也感染了多位巴西同學，岸川、蘇札諾和竹下也陸續加入，結果當我們週末結伴出遊時，進出留學生會館的巴西車隊頗為壯觀。長假則有時會租車，與如同一家人的巴西同學們一起去遊覽名勝。無意中，我成了會館裡稀有的免費司機，三月和九月搬家旺季的搶手貨。不到兩年，幫會館的同學們搬家，開了十幾趟卡車。

學校的課業雖然繁重，但課餘的生活挺豐富。在校內慶典和活動之外，校方也會組織留學生遊覽名勝或去滑雪等。上千名留學生裡，許多來自中國、台灣、香港和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華人。來自中國的學長同學裡不少是文革後首批大專畢業的頂尖人士，或是根正苗紅的分子。香港，星加坡，馬來西亞籍的多讀大學部，年紀較輕。馬來西亞華人是因本國歧視政策而到日本升學，星加坡同學一般是公派的，而香港人裡不少是對97大限後未來不安而出來的。總之華語圈的人很多。我因來歷特殊，跟各個小圈圈相處融洽，也很受到台灣學長們的照顧。有活動時，如大學祭推銷台灣小吃或雙十節到中華街遊行等，我也會去參加。結果也不知哪來的人氣和信任，被邀去當了一屆同學會的會計，掌管金庫。

巴西同學裡大多是日裔，大家畢業後有在日本就職，也有回巴西教學或工作，或到世界各地發展的，在一次調查的結果，比例各為三分之一。關於日裔移民，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因日本泡沫經濟和巴西惡性衰退對比下，大批巴西日裔開始「逆向移民」去日本當外勞，補3K產業（Kitsui、Kitanai、Kiken - 勞累、骯髒、危險）的勞工不足。他們大多打算打拼兩三年，存夠錢後回巴西發展，所以即使剛開始在工作條件和法律保障還不太健全下，仍到工廠、工地不停加班，每天工作十四小時的都有。我去拜訪朋友在日打工的父親時，老前輩為了省錢，連唯一的周休日都不捨得出工寮。其中有許多在日本留下來的。也有不少被巴西同化較深的三世、四世、或混血兒很難適應跟融入獨特又相對排外的日本文化，造成不少從行為、觀感不好到犯罪等社會問題，或無辜的小孩在學校遭受霸凌。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綜觀他們築夢的成敗，最關鍵的該是人生是否失去焦點吧！

跟隨寶田先生學習一年，我受益匪淺。我尤其喜愛聽他講述他豐富的工作經驗中累積的學術和人生的哲學和智慧。可惜的是，他已到大學教授退休的年齡，無法帶我到碩士畢業。將升任研究室主任的井上先生是海洋工程專家，對我喜愛的船舶設計優化沒興趣。如此，研究主題一直沒著落；除了迷茫外，也因時間不斷流失而感到焦慮。

當研究室新的教授荒井先生從石川島播磨重工（IHI）研究所轉來後，我即刻主動找他，並給他用電腦模擬自由表面流現象，計算衝擊力的專長吸引，隨即接受他提議的課題。從五月初拿到資料學習，複習和補強數值計算法知識，確立演算法，程式設計，到七月底完成計算結果驗證，三個月埋頭苦幹完成碩士研究的主要任務。荒井先生對這結果很滿意，鼓勵我報名八月中旬的博士班入學考試，爭取續約博士三年的獎學金。辛苦付出所得的果實，讓我在這領域走上不歸路。

接下來的日子更加繁忙。會館兩年居住期限快到，搬到弘明寺山後面一獨棟的日式傳統榻榻米小木屋、不斷測試和改良算法、到IHI做實驗、進行更多應用計算和趕碩士論文和期刊與研討會論文投稿。那時有幸認識陽光、大方、優雅的丹丹。還是工讀研究生的她，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坦誠、勤奮和對我的信任。我首次寫期刊論文經驗不足，荒井先生認真的修改了幾十次，為了趕進度，連新年的長假都在研究室度過。深夜裡在電腦機房孤單望著窗外的大雪，感觸很深。還好有丹丹不時貼心打氣，最終很榮幸獲得系裡最佳碩士論文獎。

博士課程，基本上是專注於原創的研究。為了克服既有演算法的極限，我開始探討用廣義座標搭配較靈活的自由表面模型，來推導出更加泛用的算法。因是荒井先生的第一位門生，自然的就扛起學長的責任，協助學弟們解決日常研究問題。日本強調團隊精神，遇到不認真的外國留學生時，還需挑起護航他畢業的重擔。好處是能參與許多課題，廣泛學習的機會，培養組織和帶領團隊的能力。

博士期中，終於又有一個空擋，趁機回了趟聖保羅。當時哥哥的加工事業已上軌道，大姊正忙著籌辦參加展銷會。已退休的爸媽，停不下來，常常去哥哥那幫忙。二姊從藥劑系畢業後在老人院上班，很虔誠積極的學佛。我們和丹丹去了巴西利亞，里約，古里提巴和福斯，也拜訪了聖大的老師們。那年巴西雖還沒走出高通膨谷底，但接下來政府啟動的一連串政策，總算把國家推回發展的道路。而隔年丹丹碩士畢業後，在職場中大展宏圖，雖一直互相聯絡與扶持，卻無奈聚少離多，該同是天涯孤行的命吧 ？！

考慮有車方便，也想開車遠遊，所以接下台灣學姊留下的三菱小車Minica。 500CC帶渦輪增壓的輕自動車，內部空間設計得非常合理，給兩人帶大行李跑長途足足有餘，若有需要載大件的東西也一樣奇蹟般的塞得下。冬季幾乎每週末開車去富士山附近滑雪。長途駕駛旅遊，最遠往北曾經由仙台、十和田湖、秋田、到龍飛崎；往西到京都、奈良、大阪、神戶和姬路城。

經由台灣學長的介紹，我到橫濱中華街的僑校橫濱中華學院教初中和高中的物理化學課。學校是1897年孫中山旅經橫濱時向華僑提議創立的，在中國變色後，至今仍堅持民國體系的教育，課程涵蓋小學到高中。學生人數不多，大家都很熟悉，猶如一個大家庭。而且由大孩子帶小孩子練舞龍、舞獅、敲鑼、打鼓等，中華街傳統節慶必有的表演，代代相傳。當我興高采烈的去應徵時，年長的教務對我直搖頭說，不要因我是博士生就以為天下的孩子都愛讀書……

感到壓力，長大後又很少接觸青少年的我先做了功課，讀了本關於青少年反抗期心理的書。總結兩點1）反抗原因：從小被大人灌輸仁義道德，稍懂事後發現嚴格要求他們的大人們並沒那麼「乖」，因此產生不解、失望、不滿甚至憤怒。 2）處理方法：了解他們心中有需要發洩的不安和不滿後，互動時先讓他們說出，待認真傾聽後再給予疏導解惑，讓他們了解做人以善為本，但人生不是非黑即白。依此，原先吵鬧亂成一團的班級，上課時我都先讓學生們暢談幾分鐘，等他們分享心得平靜下來後才開始講課，結果出奇的好。這差事，每週兩次，一大早騎車到中華街，教完兩堂課後再騎車趕去研究室工作到午夜回家，持續到博士畢業為止。儘管時間緊湊，那環境是我放鬆充電最好的方式。每逢節慶學生會送小禮物回報，讓我很有成就感。

老天爺保佑，新的演算法在博士最後一年如期完成。計算結果認證後順勢把它應用在不同船型上，取得許多好結果。剩下的時間，論文一篇接一篇的投稿，待可以靜下來寫博士論文時，僅剩不到四個星期。為了趕搭飛機回聖保羅參加大姊的婚禮，更把油門催到底。我列好了清單集中精神一件件的處理，最後三天更是不覺得累、餓、渴，不休不吃不喝的一口氣做到底。因親歷過，所以我相信意志的力量。

論文答辯，是取得學位最重要的關卡，一般會比較儀式化，多隆重的都有。但對我來說，答辯前後唯一差別，是答辯前得放下工作趕快換上西裝皮鞋進答辯室，答辯後馬上換回便裝拖鞋回研究室繼續打拼。若說取得博士學位有什麼變化，務實來說，在學術上獨立了，不再需要導師監護就可以主導研究專案。從知識上來說，是領悟到不論何時何事何處（領域），基本原理都是共通的，因此領域之間的界線也不復存在。從情感上來說，很欣喜終於達成了告慰祖母的心願。

 

研  修

在先進國家科技研究和創新，絕大多是企業主導做出來的。大學裡一般是比較基礎或輔助的研究。在日本也不例外。在橫濱國大五年後，我很希望有機會了解企業裡研究的組織、生態和運作。因此向日本經濟產業省下屬的海外產業人才育成協會(AOTS)申請了研修員獎學金，並通過荒井先生協助聯繫，到石川島播磨重工的東京第一研究所流體燃燒部的流體科研修。AOTS的獎學金豐厚，比同等級日本職員稅後薪資高出許多，期間是一年可再續一年。先在研修中心接受關於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短訓，然後被安排到日本近畿，飛驒和越州地區的企業，工廠和研究所考察跟觀光。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後來改稱IHI）是日本一家涉及海洋、船舶、軍事艦艇、宇宙火箭、航空、噴射機引擎、能源供應、物流運輸以及基礎建設工程的企業。歷史悠遠規模龐大。二戰時著名的戰艦大和號，是在它吳造船廠建造的。對我的成長，IHI研究所研修一年的收穫，肯定比在大學五年更多。首先，上司松永課長一開始就與我取得共識，給我和日本同事一樣對待，分擔一樣的責任，而不是日本人一般因省事或怕事把外國研修員「隔離冷凍」或當貴賓招待。所以那是對日本企業文化真實，而且有實際成果的體驗。

松永課長交給我的課題，是用顯式和隱式方法，個別開發鑽井隔水管在潮流中自由擺盪運動的計算程序。建立數學模型與確立演算法後，因有專業程式設計師的分工，很快完成計算程式與測試，用半年多時間做完那年的兩個任務。剩下時間，在課長請求下接了剛入社同事該做，卻毫無進展的低速風洞模擬計算系統。目的是評估和優化跳傘訓練用的垂直風洞。對著額外的工作我很樂意的接下，因為雪中送炭，幫人解圍時更能展現自己的價值，而且新課題也是新的挑戰，學習和鍛鍊的機會。這項專案也在年預算終結前順利完成。

課長一直待我很好，對工作的進度也滿意。同事之間相處挺融洽的，不僅在課題攻關上協力和互補，也一起玩得很瘋狂。那時第一人稱網路多人對戰的電腦遊戲剛開始普及，我們集資買了遊戲，在午休息時間用公司的高性能工作站對打。不過給興趣廣泛的我來說，日本「會社人」那種沒有多餘空間和時間的生活很難接受。日本企業工作效率很高，實際需待在公司工作，完成任務的時間沒那麼長。但幾乎每個人都從早上8點以前到，待到晚上8點以後離開。其實，他們是把公司當作家的延伸，好一部分時間是在看報紙，聽新聞和聊時事等。另外，因我不喝酒也不愛拐彎抹角，對日本企業的應酬文化和更艱鉅的「本音建前」溝通方式很難適應。所以當已在聖大任教的河野學長通知我，終於重啟招考教員時，我馬上準備資料報名。

會絕對優先考慮大學工作是對執教的興趣，學術自由下能任意選擇研究課題的環境，可專心教學研究，無後顧之憂的「鐵飯碗」，和去日本時就已確定該回巴西回饋的心願。因此，即使松永課長提出希望我研修延長一年，然後轉為正社員的最佳留在日本發展的方案，我也沒有改變主意。

 

教  研

回巴西是一巨大工程。在日本六年多收集了超出一般留學生好幾個等級的家當。光是常到東京神保町跟橫濱各地舊書店買的書和各類資料等就有52箱。所以聯絡了幾位在橫濱國大和東大畢業、同時期要回巴西的同學們一起包租了一個貨櫃。結果整個過程非常順利，從與日本海運公司交涉到巴西海關通關，又是人生一次難得的體驗與學習。

為了公司工作的交接，辦理各種手續，退租和參加同事、同學、朋友們熱心辦的一連串送別會，離開日本前的一個月幾乎是凌晨到深夜忙得不停。還好媽媽和二姊專程趕去日本幫我打包整理搬家。由於太過勞累了，加上正天寒地凍，左耳感到非常疼痛，去醫院確診帶狀皰疹，醫生給了藥後我去橫濱國大告別荒井先生。走出炎熱的電車時，迎面寒風襲來左臉面癱。再回醫院時，醫生說是拉姆齊亨特綜合症，要立刻安排我住院。可是隔天就要搭飛機回聖保羅，簽證也已到期，所以決定回巴西再繼續治療。

回到巴西自然又需一段適應。相對於一切井井有條、超注重公德、敬業和高效率的日本，一開始對巴西人鬆散的態度跟有些街道習以為常的髒亂很難接受。尤其是對像銀行等的櫃檯服務，罔顧客戶時間耗損，即使大排長龍都不優先處理，讓客戶等了半天的情況更是火大，追求的效率在現實生活中竟處處是阻力。因此心中壓力更大，直到一位留日的學長笑著勸說「在日本，一切都很順利的運轉，所以我們也得保持高效率運作。在巴西，因什麼東西運轉起來都卡東卡西，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定得完美達標」後才比較能釋懷，盡人事，聽天命。

我報考的空缺是我最愛的科目圖學和設計，它是由土木建築系負責的。在教學考核中，我大一用圖學的方法製作的裝甲車模型，正好被當作教材派上用場。很慶幸的在回巴西不到兩個多月，就順利被錄取了。

聖大是聖保羅州政府辦的四所公立大學之一，也是巴西最好的大學，一直以質與量聞名國內。在1988年大罷課爭取到財政自主後，有州政府從商品及服務流通稅（ICMS）撥5%的經常預算。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世界名校排行中從200到500名之間擠進前百名，最近更躍升到世界第85名，並且穩坐拉美第一名。目前它佔聖保羅州所有科學研究產量（專業期刊論文）的一半，佔巴西的23%和全球的0.5%左右。這在科研資源相對稀少的巴西是很傲人的結果。因此在培育各領域的人材外，它還是推動社會與科技發展的「知識工廠」。後者，在民間企業仍很少投資科技開發和創新的巴西來說，更具意義。

聖大的教員基本上都是全職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土木建築系裡，我這組負責聖大綜合理工學院、建築學院跟地質學院的圖學教育。30多年前的人工繪圖和計算，已演變到現在全方位由電腦融合製模、分析、優化和生產。所以在將近三十年的教職工作裡得不停的學習跟調整授課內容和方式，也需從中萃取不變的定律，讓學生們能平穩的駕驅加速膨脹的科技知識。從小愛手腦並用創作的我，近年來被圖學和電腦建模的新興後續工序，如3D列印等數位製造工藝吸引，新開了幾門相關的理論實踐科目。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頭髮都快白了一半，但每天都和意氣風發和年輕臉孔相處，自己還真不覺得老。直到被派負責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科目後，發現特別喜歡與同學們討論哲理和分享經驗，才覺得可能真的老了。特感溫馨的是已教過多位我大學同學的子女。

研究方面，由於選題非常自由，所以我一貫在做橫濱國大開始的課題，和荒井先生合作了近三十年，直到他退休，也推薦了多位聖大畢業生留日深造。感謝他的支持，我參加了不少日方的項目，經常有機會再回橫濱國大工作，其中包括我開始任教後沒幾年，於2001到2002年再渡日做約一年的博士後研究，跟他退休前三年（2015到2018）被橫濱國大先端科學院聘任為客座副教授。如此，繼台灣湖口，巴西福斯後，日本橫濱無疑是我心中的第三個故鄉。荒井先生退休時我很榮幸的能以研究室的老學長和聖大橫濱國大同學會代表的身分給他致謝。相對年輕的他於2024年初突然離世，雖然無法出席告別儀式，但同年8月我到日本出差時拜訪了他的家人，一起慶祝日本政府授予他的瑞寶小綬章（勳四等瑞寶章）。

巴西的土木建築產業原來相當落後，因大量吸收非熟練勞動力，有穩定社會作用，長期受政府扶持。近年來開始擺脫工藝轉向工業化。在電腦技術已滲透到各行各業的今天，電腦和數位技術在土木建築應用有許多新的課題。我主要利用計算流體力學和同事合作模擬分析下水道性能和混凝土灌漿過程。研究團隊裡有幾位跟了我十幾年的資深學生、研究員，在幾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上得過最佳論文獎，也曾經獲得巴西教育部全國最佳博士論文榮譽獎。

同時，我也和聖大船舶海洋工程系保持合作。主要在西本老師主導的數值海洋水池研究室（Tanque de Provas Numérico）裡帶領團隊，用先端的粒子法開發新一代的高非線性流模擬系統。一路有巴西跟日本石油公司，日本造船業者和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的項目或贊助。數值海洋水池研究室是聖大著名的研究單位之一，國內外訪客來綜合理工學院時大多必參觀的設施。在學生時期與參與教研的近四十年裡，看著巴西石油產業由以前完全倚賴進口而債台高築的困境，從幾百公尺水深處，不斷破世界紀錄，到三千公尺的深海油田開採油氣，發展到現在已接近能自給自足的佳績，有幸能參與其中。由於曾連續幾年給海軍提供過技術服務，2005年我被授予「海軍之友」獎章，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驚喜和勉勵。另外，在經過國際圖學會（ISGG）的主任跟副主席職位後，獲得現任主席的推薦很榮幸順利的剛選上2025年到2028年任期的主席。這又將是一充滿挑戰的任務。

 

家  庭

學成回巴西時，正逢黑奧計畫實施不久，巴西的經濟終於轉向穩定繁榮。哥哥正尋求轉行到接觸過印刷業。在數位化創新浪潮裡，電腦排版、光刻版和印版的生產以及自動化是印刷過程的關鍵環節，而在IHI研修時是我曾經學過或用過的技術。而且基於本身對各產業動向的關注，也調查過最新的印刷製版技術，設備和關聯企業。我回來後哥哥除了專程去進修外，還投資了適當的設備，充分發揮他對機械的天分，克服和完善印刷工藝和各種機器的運作，維修和員工的訓練。由於時間有限，我只能在印前技術提供意見。幸好有二姊挺身擔起管理這部分，和嫂嫂李淑敏主管業務。如此，透過印前、印刷和印後的結合，提供完整、便捷和優質的服務。也感謝僑界許多前輩的照顧，快速發展。

巴西當時採取僵化又落伍的工業保護政策，造成市場上只有既昂貴又差勁、落後國外三十多年的國產設備。隨著事業擴大，我們開始面臨如何解決這問題，來進一步提升印刷的質與量。我透過資料和日本供應商取得聯繫，獲得日本中古機器的資訊。在科技快速更新的日本，印刷設備一般在租貸契約結束時就需退出極為競爭的市場。而在開發中的國家裡，那仍是很先進，質量精良，高自動化、高效率和高產能的極佳設備。然而，除了嚴格的進口手續要求許多證件外，最費時費力的是在無任何技術支援下得將拆解後的部件一一檢查和測試，再組裝起來，然後進行後續調試和修理維護。印刷機是高精密的設備，一點都不能馬虎。但這些難關都被超有耐心、毅力和能力的哥哥克服。他常常晚上和週末加班研究，也勤於和同行交流。透過這層關係，收到同行購買中古印刷機的要求。如此，公司的主要業務漸漸由印刷服務轉向印刷機器的進口貿易和維護，後來考慮中古機器往往可遇不可求，不容易擴大營業，更進一步和中國廠商接觸，篩選出少數較優良可靠的夥伴，進口新的設備。

如今哥姊們都退休了。大姊安逸隨性的偶爾到外州邊參展邊旅遊，二姊則大部分時間在家照顧年邁的爸媽。哥嫂比較熱心，多年來參加巴西客屬崇正總會的活動。兩位從小就乖巧討人喜愛的姪女，宇安和美星，也已成人並大學畢業了。文靜溫雅的宇安突破移民長輩的罩門，讀了法律系並已取得律師執照。獨立堅強的美星從童年就勤練網球，在青少年競賽中取得良好成果，名列全國前幾名，多次獨自出國比賽。同時在學業上也維持良好的成績，透過「讀書基金會」的選拔受指導獲得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參加校隊，並以優等評分即將修完土木工程的碩士學位。每年美國大學校際網球賽季，全家最熱心的節目是透過網路播放的比賽給她加油，而韌性超強的她往往在關鍵時刻取勝，讓人瘋狂！

 

結  語

非常慶幸，因從小離鄉，而能有機會經歷許多不同的環境，開闊視野，豐富人生體驗。感恩為給後代建立更好的環境，選擇移民，一生辛勞的爸媽；還有長年來分擔重任，不斷付出的哥姊們，讓我能少受苦，專心學習和發展自己的興趣。也感謝一路上給我許多教誨和啟發的恩師、親友、同學與邂逅過的人士。儘管一切都會成為過去，卻是過去成就了現在。往日的悲歡與情感不僅隨時間沉澱而長留人心，也可能再放光芒。像小時爸媽給我們講長輩們辛苦打拼的故事一樣，希望透過這篇記錄，讓後代了解一切得來不易，需珍惜並傳承下去。人生若是一堂課的話，我想，不論成績理想與否，每位不畏辛勞，頂著風雨在異鄉披荊斬棘的移民都是在「繼往開來」這堂課裡勇敢又積極上進的好同學。

As três terras do meu coração

Prof Dr.Liang-Yee Cheng (Cheng Liang Yee)

O ambiente é um dos fatores importantes que moldam a personalidade de uma pessoa, acredito que cada imigrante, que se aventure num país estrangeiro, deva ter passado por ricas vivências e possuir histórias comoventes. Com o propósito de compartilhar experiências, este artigo é um registro dos quase sessenta anos de trajetória que eu e minha família percorremos antes e depois de nos mudarmos para o Brasil.

 

Terra natal

O casarão da minha família fica em Zhengcuo, na vila de Houhu, da cidade Xinfeng, Condado de Hsinchu, Taiwan. É um casarão tradicional da região, com um pátio central. A casa do meu avô materno não fica longe dali, bem próximo da praia. Dizem que é o local mais estreito do Estreito de Taiwan. Quando eu era pequeno, as praias de Taiwan eram fortemente vigiadas, com soldados patrulhando e muitos bunkers. Mesmo assim, todas as vezes que ia à casa do meu avô materno, eu adorava ir à praia para catar conchas, pegar peixinhos, camarões e caranguejos, coletar ostras ou deitar-me nas dunas e ouvir a arrebentação das ondas. Hukou, cidade onde nasci e cresci, é um lugar pequeno. É mais conhecido por Hukou Old Street e a divisão blindada do exército. Naquele tempo com elevada tensão de guerra, era comum ver tanques, veículos militares e soldados marchando ou fazendo exercícios militares nas ruas.

Minha família Cheng é da etnia Hakka, e originária de Lufeng, Guangdong, China. Diz-se que meus ancestrais eram pescadores que ficaram à deriva e chegaram em Taiwan. Depois de mais de dez gerações de trabalho árduo e acumulação, durante a ocupação japonesa, na geração do meu avô, a família já era latifundiária e de estudiosos influentes na região. Mas meu avô, Cheng Chin-Kun, faleceu quando meu pai tinha apenas seis meses de idade, e a família caiu em ruínas. Minha avó, Cheng Hsu Chen-Mei, viúva ainda jovem, lutou arduamente fazendo trabalhos agrícolas pesados para criar os filhos, incluindo meu pai, Cheng Chuang-Tseng, meu meio tio, Cheng Chuang-Fu, e a mais velha e a mais nova das minhas três tias. Embora minha avó fosse analfabeta, ela respeitava muito os letrados e dava grande importância à educação. Além dos dois meninos que concluíram o colegial, a tia mais velha se formou na terceira turma da Escola Pública Xin-Hukou (minha alma mater, Escola Primária Xin-Hu), criada durante a ocupação japonesa. Depois de terminar o colégio, meu pai recebeu apoio de um professor dele para prestar exame vestibular, e foi admitido em uma faculdade. No entanto, ele não teve escolha a não ser desistir dos estudos devido às condições financeiras da família. Por isso, um dos seus maiores desejos era ver seus filhos concluírem o ensino superior. Ele disse que, quando ele era jovem, era fascinado pelo Brasil depois de ouvir um parente marinheiro contar sua passagem pelo país. Mais tarde, tornou-se funcionário público, como topógrafo do bureau de recursos hídricos, e viajou por todos os cantos de Taiwan para fazer levantamentos e elaborar mapas.

A família da minha mãe é originária do sul de Fujian, China. Além da agricultura e da pesca, ouvi dizer que meu avô materno também construía barcos de pesca quando era jovem.  No passado, as pessoas criavam gado para arar os campos e puxar carroças, e não comiam carne bovina por gratidão. Meu avô materno não só não comia carne bovina como não usava nenhum produto de couro.  Minha mãe, Lin Wei, é a filha mais velha. Depois de concluir o ensino fundamental, ela aprendeu alfaiataria, abriu o próprio negócio, continuou os estudos na costura, e ensinou muitos aprendizes. Por causa da sua habilidade e boa reputação, ela conquistou uma clientela fiel e muitos serviços. Para atender aos pedidos, todos os dias trabalhava de manhã cedo até tarde da noite. Muitas das roupas que a gente usava na infância eram cuidadosamente costuradas por ela com as sobras de tecidos.

Depois que meu irmão mais velho nasceu no antigo casarão da família, meus pais se mudaram para Yangmei. Depois que minhas duas irmãs nasceram, eles conseguiram fazer economia e arremataram no leilão uma casa em Hukou, onde me deram à luz.  Na minha família, os homens e mulheres da minha geração recebem o nome do meio de “Youn” (eternidade) e “Chin” (tranquilidade), respectivamente.  Meu irmão mais velho é Cheng Youn-Wei, e minhas irmãs mais velhas são Cheng Chin-Wen e Cheng Chin-Ping. No entanto, quando chegou a minha vez, deram-me como nome “Liang-Yee"... Dizem que o nome originalmente escolhido para mim acabou sendo usado por um primo que nasceu pouco antes, ou seja, mudaram e não seguiram as regras. Mais recentemente, os ideogramas do meu nome foram alterados, mantendo-se a mesma pronúncia.

São muitas lembranças maravilhosas da minha infância. Além do casarão, do pátio para secagem de grãos, das praias, das lagoas, dos riachos, dos arrozais, dos bambuzais, dos vaga-lumes, da ferrovia que passa beirando o quintal do fundo da casa e das locomotivas a vapor arrastando fumaça preta, haviam também animados festivais nos templos, deliciosas lulas grelhadas, pipocas de arroz, batatas-doces assadas nos arrozais secos, bolinhos de carne, bifun, almôndegas e omelete de ostra do Templo Cheng-Huang, na cidade de Hsinchu.  Ajudar a empurrar riquixá para transportar retalhos da madeira das madeireiras dos meus tios maternos para casa, para serem usadas como lenha, ir até os cinemas da minha tia mais velha em Yangmei, para assistir filmes, e acompanhar vovó aos templos budistas para oferecer incenso e ouvir sutras...

Por conta do trabalho, papai viajava para longe da casa e voltava depois de um período relativamente longo. A alfaiataria da mamãe era muito movimentada, então eu passava a maior parte do tempo com minha avó. Por ser o caçula, minha avó me amava e mimava demais, e minhas tias também. Talvez seja esta a razão pela qual eu era obstinado e introvertido. As profissões dos meus pais envolviam desenho, e influenciado por isso, acabei gostando muito de desenhar. Naquela época de escassez, papel era um artigo de luxo. Felizmente, quando meu pai voltava para casa, ele sempre trazia do trabalho uma pilha de folhas de desenhos descartados para eu rabiscar.

Em casa, seguimos mamãe e falamos taiwanês, por isso aprendemos o dialeto Hakka fora da casa. Meus vizinhos em Hukou falam Hakka com o sotaque Hailu e meus parentes em Yangmei falam com o sotaque Sixian. Por conta disso, não consegui dominar adequadamente a pronúncia. Eu ainda não tinha aprendido mandarim quando entrei no ensino fundamental. Naquela época, a escola proibia terminantemente falar dialetos e muitos dos meus colegas apanhavam por não respeitar as regras. Felizmente, eu era mais obediente, por isso raramente era punido.

Minha alma mater, a Escola Primária de Xin-Hu, tem mais de 90 anos. Quando entrei na escola, muitas salas de aula ainda eram construções de madeira edificadas durante a ocupação japonesa. Os alunos incluíam crianças Hakka locais e crianças das vilas residenciais de militares da divisão blindada. Naquela época em que o slogan “Contra-atacar o Continente” podiam ser vistos em toda parte, a disciplina na vida escolar era extremamente rígida. Para crianças que nasceram e cresceram no Brasil, isso deve ser algo muito além da imaginação!

Sobre a vida escolar, sinto muita saudade da amizade dos professores e colegas. Cinquenta anos depois, ainda mantemos contato. Embora a educação sob a ditadura do partido-estado contivesse muitos elementos de lavagem cerebral, ela também oferecia atividades extracurriculares que cultivavam habilidades e interesses, dos quais, o que mais adoro é a filatelia.  Desde o terceiro ano do ensino fundamental, os selos, apesar de serem pequenos, tornaram-se para mim fonte de todo tipo de conhecimento. E seu efeito era melhor que o das enciclopédias porque estimulava a curiosidade, proporcionava aprendizado lúdico com imagens e escritas, e, até hoje, são documentos originais e oficiais que refletem uma nação, uma cultura e uma época. Por meio da filatelia, também compreendi profundamente o significado do “predestinado” e aprendi a “dar valor”. Isso porque, na maioria das vezes, cada encontro com uma peça favorita da coleção é independente da vontade pessoal, e resulta de uma combinação de acaso e persistência na busca.

 

Migração

Saímos de Taiwan no final de abril de 1976. Naquela época, a condição financeira da família já era relativamente boa. Concluí o primeiro semestre da quinta série do ensino fundamental, e minha compreensão do Brasil era limitada a uma apresentação de meia página do livro geografia e de um livro de um repórter narrando sua viagem pelo país. Meus pais compraram um kit de curso de língua portuguesa com fitas de áudio, que usávamos para aprender a pronúncia e vocabulário. No dia da partida, muitos parentes, amigos e vizinhos foram se despedir da gente. Só percebi que isso seria o começo de uma grande mudança na nossa vida quando chegamos ao aeroporto de Songshan, ao ver minha mãe e minhas tias com lágrimas nos olhos.

Viajando de avião pela primeira vez, foi divertido e torturante ao mesmo tempo. Eu não estava acostumado com a comida e enjoava com facilidade. Vomitei tanto nas turbulências que meu estômago e intestinos pareciam sair juntos. Depois da longa viagem até a São Paulo, via Assunção, tudo era novidade. Lembro-me de brincar com os meninos brasileiros da vizinhança, e a primeira palavra que aprendi foi “amigo”.  Feiras movimentadas, ruas cheias de fuscas, avenidas largas, metrô novinho em folha, eram alguns dos inúmeros assuntos para escrever aos amigos e colegas de escola da minha terra natal.

No entanto, a nova vida era mais difícil do que a gente imaginava. Além dos desafios iniciais de adaptação causados pelo clima, alimentação, costumes e língua, meu pai, que era cheio de ideais e motivação, sofreu um forte revés em seu negócio. Logo que chegamos em São Paulo, em sociedade, ele comprou o ponto de um restaurante brasileiro. Embora os faturamentos fossem bons, ocorreram divergências entre os sócios; e a última gota que fez transbordar o copo foi uma carta vindo de Taiwan sobre isso, mas de uma posição equivocada e injusta, e cheia de repreensões, que ele recebeu de uma das pessoas que mais confiava e respeitava. Não conseguindo se defender, e profundamente triste, ele saiu frustrado do negócio imediatamente.

O que se seguiu foram os dias mais difíceis para a família. Felizmente, havia conterrâneos de Hukou que ajudaram a gente a encontrar um lugar para morar. Para ganhar a vida, meu pai, meu irmão e minha segunda irmã, de apenas 13 anos, foram trabalhar nas pastelarias no centro da cidade, a irmã mais velha também trabalhou como garçonete em um restaurante chinês. Como eu ainda era pequeno, ficava em casa com minha avó. Minha mãe reiniciou sua carreira de costureira, primeiramente costurava produtos semiacabados para uma fábrica de confecção sendo remunerada em centavos por peça; mais tarde, voltou a costurar roupas sob medida para clientes apresentadas pelas amigas. A habilidade da mamãe as surpreendia. Ao experimentar os vestidos feitos por ela, os ajustes eram quase sempre perfeitos, sem demandar nenhuma modificação. É um nível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do complicado e inconveniente processo que os alfaiates brasileiros seguem, de colocar as peças no cliente para experimentá-las antes de costurá-las. Por isso, logo conseguiu um bom número de clientes fiéis.

Para contornar a dificuldade financeira, era necessário reduzir ao máximo os gastos. As ervilhas e moyashi (brotos de feijão) que papai cultivava, respectivamente, no pequeno quintal e à sombra do banheiro, faziam parte de todas as refeições. Em termos de proteína, felizmente, existiam pés de galinha e vísceras, que eram de boa qualidade e a preços baixíssimos porque os brasileiros praticamente não consumiam. Talvez este seja um dos maiores benefícios do convívio intercultural!  Quando a carne era servida, normalmente era frango. Além e ser bem mais barato, achávamos que a carne de porco brasileira tinha um gosto estranho e parecia causar alergia na gente. Por outro lado, a carne bovina não entrava em casa por insistência da minha avó, até que papai e o meu irmão mais velho a convenceram de que o gado no Brasil é criado apenas para abate, passam a vida toda sem precisar trabalhar.

Naquela época em que as comunicações não eram tão desenvolvidas, as ligações telefônicas internacionais eram caríssimas e inacessíveis para nós, e as cartas postais demoravam várias semanas para serem entregues. Sendo assim, a melhor forma de mitigar a saudade eram as fitas de áudio que os parentes nos enviaram pelo correio ou eram trazidas por outras pessoas. Lembro que frequentemente acompanhava a mamãe que reproduzia, repetidas vezes, as gravações da minha avó materna e das minhas tias, com saudações e narrações sobre seu cotidiano. Enquanto ouvia, não conseguia evitar as lágrimas de saudade. Era também o tempo em que os filmes taiwaneses, exibidos no Centro Social Chinês de São Paulo, no bairro de Liberdade, eram um dos poucos entretenimentos disponíveis para nós.

Apesar das dificuldades, meus pais insistiam em continuarmos a frequentar as aulas noturnas de português no Centro Social Chinês de São Paulo. Ainda me lembro da didática bem-humorada do professor Lin Shian-Shuh. Paralelamente, eles também nos incentivavam a continuar estudando e praticando mandarim por conta própria. Além da troca de correspondências com amigos e ex-colegas de classe taiwaneses, eles também me encorajaram a escrever diários e a ler jornais da comunidade chinesa, revistas e livros em mandarim. De vez em quando, professores, ex-colegas e parentes enviavam pelo correio ou pediam às pessoas que trouxessem materiais bibliográficos ou livros didáticos de Taiwan para a gente. Por exemplo, o conjunto de livros didáticos do ensino médio do primo Chen Wen-Dong; e vários livros e materiais de caligrafia e pintura chinesas enviadas pela professora Chen Shu-Chi. Particularmente inspiradores e meus favoritos foram o livro “Navio Danificado no Oceano” que meu pai comprou para a gente e o livro “Poemas Curtos. Frases. Canções Curtas” que a colega Yeh Mei-Yu enviou para mim. A biblioteca da Paróquia Sagrada Família Missão Católica Chinesa, na Rua Santa Justina, também foi uma fonte valiosa para o nosso aprendizado. Adicionalmente, curioso, eu adorava acompanhar silenciosamente as conversas dos adultos, que falavam abertamente sobre política e história da China e Taiwan, algo possível no Brasil, onde existia a liberdade de expressão. Disso, aprendi lentamente que muitas histórias oficiais nada mais são do que instrumentos para a lavagem cerebral.

Mais de meio ano depois de chegar no Brasil, finalmente concluímos os procedimentos para ingressar na escola. Considerando a barreira do idioma, comecei a cursar a quarta série. Minhas irmãs, assim como meu irmão mais velho, que interrompeu seus estudos no Colégio Hsinchu no segundo colegial, também tiveram que retroceder uma série no ano escolar. Fiquei chocado no primeiro dia de aula.  Aviões de papel voando pela sala de aula e giz espalhados pelo chão, a professora não conseguia controlar a situação e impor ordem. O barulho nos intervalos era ensurdecedor, e havia marginais na turma. Talvez por ser um ano mais velho que meus colegas de classe, eu os achava muito infantis e, por conta disso, passei a gostar mais de ficar sozinho, e seguir meu próprio caminho.

No entanto, o meu maior pesadelo é a língua. Não ter entendido o aviso da escola anunciando que o dia seguinte era feriado, e ir até lá encontrando-a de portas fechadas era o de menos. A professora dizia que não entendia nada dos textos que eu havia escrito nas aulas de redação, e me aconselhou a não usar o racional do mandarim ao escrever textos em português. Na atividade de leitura obrigatória, que envolveu um romance de 80 páginas, comecei consultado cada frase no dicionário para aprender português e entender o conteúdo. Como resultado, gastei um tempão, e mesmo assim, não consegui terminar nem metade da primeira página. E combinando as palavras traduzidas usando o dicionário, não foi possível obter um entendimento global do conteúdo do texto. Como último recurso, simplesmente desisti do dicionário e continuei lendo até o final, mesmo que não entendesse nada...

Em relação aos conteúdos incompreensíveis de História, Geografia e Ciências Naturais, eu recorria às ilustrações e procurava referências nos materiais em mandarim para entendê-las. A única maneira eficaz de lidar com os exames era memorizar todo o livro lendo-os repetidas vezes em voz alta. Quando o texto de uma questão da prova bater com uma parte do texto memorizado, eu respondia escrevendo o trecho inteiro do livro. Desta forma, conseguia obter nota máxima sem entender nada do conteúdo! Matemática não era problema porque os símbolos são os mesmos e eu já havia aprendido. E a língua portuguesa, que mais me preocupava, felizmente, eu já tinha aprendido gramática e memorizei as conjugações verbais nas aulas de português do Centro Social Chinês, obtendo, muitas vezes, nota máxima. Tirando a média dessa pontuação com a nota zero da redação e leitura, conseguia passar raspando!

Naquele tempo difícil, felizmente tivemos a ajuda de alguns conterrâneos de Hukou, e, em especial e com muita gratidão, do Sr. Tai e sua família. Sra. Tai foi colega de classe da minha tia de Yangmei, e era muito atenciosa. Seu filho mais velho, Tai Hsuan-An, é um pintor famoso com talento extraordinário, e foi discípulo do Prof. Sun Chia-Chin. Depois de conhecer suas ilustrações realistas de pássaros para livros profissionais e suas pinturas sumiê de cavalos galopantes, passei a admirá-lo muito. Um dia ele me levou para visitar a Faculdade de Arquitetura e Urbanismo (FAU)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USP). Fiquei muito impressionado e encantado com o campus espaçoso, cheio de verde e edifícios com design peculiares. Deve ser o destino, mais de vinte anos depois, eu retornei lá para lecionar.

A situação piorou ainda mais por causa do estado da saúde da minha avó, que havia adoecido. Para não sobrecarregar a família, ela suportava a dor silenciosamente. Quando foi diagnosticada, a hepatite já estava na fase avançada. Apesar dos meus pais terem alocado todos os recursos disponíveis no tratamento médico e comprar materiais medicinais valiosos como bezoar e outros, que supostamente tinham efeitos especiais, o quadro dela degradou rapidamente. Por ser o neto que ela mais mimava, eu fazia companhia a ela depois da aula. Ela insistiu em não voltar para Taiwan e pediu para ser sepultada no Brasil, no intuito de demostrar sua determinação e motivar a família, já bem abatida, a se esforçar para criar raízes no Brasil. Na manhã do dia que ela faleceu, ela se levantou sozinha, sentou-se ao lado da cama e pediu calmamente para eu continuar a me dedicar aos estudos. Depois disso, ela se deitou lentamente, adormeceu e nunca mais acordou.

O falecimento repentino da vovó foi um duro golpe para meu pai, já bastante frustrado. Na época, ele comprou de um conhecido uma barraca de churros que ficava em frente a um hipermercado. Como o horário de funcionamento era de tarde à noite, meus pais preparavam a massa em casa pela manhã. Depois da aula, ao meio-dia, eu levava de ônibus alguns quilos da massa para a barraca para iniciar o negócio, e ficava até o final da tarde, antes do horário de pico. Após terminarem seu trabalho ou suas aulas, papai ou meus irmãos iam me substituir, para eu retornar para casa para fazer as lições.

A fim de encontrar uma saída melhor, papai tinha decidido deixar São Paulo. Ele foi conhecer vários lugares, inclusive Foz do Iguaçu, na fronteira entre Brasil, Argentina e Paraguai. Embora Foz possua as famosas Cataratas do Iguaçu, na década de 70 ainda era uma cidadezinha da fronteira. Na minha lembrança, apenas a rua em frente ao quartel do batalhão fronteiriço, a Avenida Brasil, era asfaltada. Era empoeirada em dias de sol, e lamacenta quando chovia. Além disso, possui um clima continental com grande amplitude térmica diária, com verões rigorosos que ultrapassava 40 graus, e frentes frias subindo ao longo do vale do Rio Paraná no inverno, que causava temperaturas abaixo de zero e geadas.

Era o tempo em que a obra da Barragem de Itaipu, a maior usina hidrelétrica do mundo, estava sendo construída em conjunto pelo Brasil e pelo Paraguai, havia acabado de começar. As arrecadações da cidade haviam aumentado acentuadamente, e o início de uma série de investimentos em infraestrutura começou a fazer a cidade crescer e prosperar velozmente. O potencial do turismo, comércio fronteiriço e a mega obra, que atraía muita gente e muitos investimentos, fizeram com que o papai decidisse mudar com a família para lá. Por acaso, conseguiu vender a casa de Hukou e ele usou o dinheiro recebido para comprar um pequeno sobrado de uso misto no centro da cidade. Naquela época, havia apenas algumas famílias taiwanesas em Foz. Duas delas trabalhavam na obra da hidroelétrica e as demais trabalhavam no comércio. Por indicação de um amigo, papai foi contratado pela Unicon, uma subcontratada de Itaipu, para trabalhar na fábrica de gelo usado para resfriamento na concretagem da barragem.

 

Recomeço

Ao término do primeiro semestre de 1978, mudamos para Foz, e alugamos uma casa de madeira simples, típica da região Sul do Brasil, no subúrbio da cidade. No semestre seguinte, eu e meus irmãos fomos estudar num colégio público. A caminhada até o colégio levava cerca de 50 minutos. As quadras do colégio ficavam às margens do rio Paraná. Por isso, o professor de educação física falava brincando para a gente “chutar a bola com boa pontaria, senão ela pode voar até o Paraguai”. O nível de ensino do interior era relativamente baixo. Existiam apenas quatro disciplinas na 5ª série. Por ser muito simples, e eu já ter adquirido alguma base de português, tirei nota máxima nas provas e tinha me tornado um aluno exemplar. Isso deixou meus pais preocupados, e nos transferiram para o Colégio Anglo Americano de Foz do Iguaçu (CAAFI), logo após o exame intermediário.

Colégio Anglo Americano de Foz do Iguaçu (originalmente denominado British American School) era uma escola particular de prestígio fundada no Rio em 1919 para expatriados britânicos e americanos. A convite da Itaipu, foi criada uma filial em Foz, em 1976, custeada pela empresa, para prover ensino gratuito e de qualidade aos filhos dos trabalhadores da empreitada. Por causa do trabalho do papai, pudemos usufruir deste benefício. O colégio era enorme, possuía excelentes professores e instalações, e tinha milhares de alunos. Só os ônibus escolares eram mais de 60, todos convertidos de ônibus grandes de turismo da marca “Marco Polo”, e ao terminar as aulas, formavam uma longíssima e imponente fileira. Os tópicos dos cursos também eram muito variados, entre eles, o que eu mais gostava eram as aulas de técnicas agrícola, praticadas na horta e na mata virgem do colégio.

Apesar do nível mais elevado do novo colégio, os desempenhos escolares meu e dos meus irmãos continuaram melhorando. Depois das aulas, eu gostava de ficar em casa, ler ou desenhar sozinho, muitas vezes me esquecendo dos horários de comer ou dormir. Por interesse, pedi aos meus pais que encomendassem pelo correio uma enciclopédia ilustrada de aviões e uma grande coleção de livros ilustrados sobr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Minha mãe disse francamente que aqueles livros eram muito caros e qu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família não era boa, mas se eu tivesse realmente interesse de ler, ela achava que valia a pena. Depois de receber o caixotão com os livros, fiquei muito feliz. Usei ilustrações dos livros e conhecimentos empíricos para desenvolver as superfícies curvas da fuselagem e, usando papelão, criei modelos 3D de caças MIG-21 e MIG-25, e aeronaves de transporte. Aquelas obras-primas das quais me orgulhava foram muito elogiadas e amadas pelos meus colegas, por isso acabei dando a eles de presente em como forma de amizade.

Através da leitura diária, comecei a contar histórias sobr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aos meus colegas nos horários de recreio. Depois de ouvi-las, eles as discutiam com gosto. Entre os colegas tinham descendentes árabe do Líbano, Síria ou Iraque que faziam comércio em Foz. Eram todos gentis e bem alegres. Gostava de conversar com eles depois da aula e procurar entender as questões do Oriente Médio sob as perspectivas dos árabes. Dessa forma, repentinamente, meu português melhorou muito. Também tinha uma colega portuguesa, natural de Angola, que fugiu da África com a família na década de 70 para se salvarem das perseguições dos guerrilheiros separatistas que chegaram ao poder. Enfim, muitas histórias lidas nos livros e jornais, que eu pude conhecer melhor por meio das experiências contadas por meus colegas. Mais tarde, toda mesada que eu recebia era gasta na compra de livros, revistas, selos, ou na ida ao Paraguai, para comprar kits importados de plastimodelismo de aviões e veículos militares. Eu pesquisava, montava e colecionava os modelos.

Pouco depois da gente mudar para Foz, minha mãe e meu irmão compraram o ponto de um restaurante e lanchonete no centro da cidade. Como era muito movimentado, meu pai deixou o emprego da obra da barragem para se dedicar ao negócio. A clientela era bem diversificada, incluindo moradores locais e turistas do mundo todo. Ocasionalmente, alguns conterrâneos que viajavam pelo Brasil e Paraguai iam nos visitar e traziam notícias da comunidade. Quando tínhamos visitas, nada mais adorava do que levá-los para passear nas Cataratas do Iguaçu. É uma obra-prima da natureza composta por centenas de grandes e pequenas cachoeiras. O cenário é espetacular e a água caía com rugidos ensurdecedores. Na estação das chuvas, o estrondo do enorme fluxo ecoava como milhares de cavalos galopando, enquanto na estação seca, rochas de formas complexas esculpidas pela água ficam expostas. Nos dias ensolarados, era possível ver arco-íris projetado na névoa que se levanta pelo vale.

Entre os clientes habituais, o que mais sinto falta é do velho francês Gustave. Ele era um veterano d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Foi flanqueado e capturado pelos alemães durante a Campanha da França. Após a guerra, emigrou para o Brasil. Ele viu que eu desenhava bem aviões, navios, cavalos etc., e que me interessava por história, assim passamos a ter conversas bem agradáveis. A minha segunda irmã queria aprender francês e ele se ofereceu para ensiná-la. Embora já com idade, ele ainda perseguia a missão de sua vida. Em uma oficina bem equipada, ele continuava a aprimorar sua própria máquina, mais segura, para desfiar sisal. Segundo ele, sisal é uma cultura altamente rentável nas áreas pobres do Nordeste, mas muitas pessoas perdiam seus braços devido ao uso de máquinas tradicionais e rudimentares, que não ofereciam necessária proteção. Isso me fez admirar ainda mais sua personalidade e habilidades, e me ofereci para ajudá-lo. Ele me ensinou os conceitos básicos e práticas de tornos, fresadoras e soldagem. Foi uma experiência de aprendiz bastante gratificante durante minha adolescência.

Comemorei no colégio as diversas fases da construção da barragem de Itaipu, desde o desvio do rio Paraná que ocorreu quando nos mudamos para lá, o lançamento do milionésimo metro cúbico de concreto, e a conclusão da barragem em 1982, quando as comportas foram fechadas para represar água, bem como a instalação do primeiro gerador. Entre eles, o mais marcante foi o fechamento das comportas, que interrompeu o fluxo do rio Paraná. Muitos peixes ficaram presos e morreram no leito do rio, a jusante. No meio do curso do rio tem uma enorme rachadura que não dava para enxergar o fundo. O nível da água à montante da barragem subiu rapidamente inundando uma área enorme, e um grande contingente foi mobilizado para resgatar animais ilhados. O aumento do nível das águas também cobriu o Salto de Sete Quedas de Guaíra, 200 quilômetros rio acima. Composto por 19 grandes cachoeiras e inúmeras pequenas quedas, possuía vazão e extensão não inferiores às das Cataratas do Iguaçu. Segundo registros, o Salto de Sete Quedas era originalmente a maior cachoeira do mundo, com o dobro da vazão das Cataratas do Niágara. No entanto, essa maravilha da natureza, tão bela e espetacular, foi apagada do mapa porque não era tão conhecida e visitada quanto as Cataratas do Iguaçu. Isso é simplesmente um crime ambiental e um feito impensável nos dias atuais.

Com a conclusão da barragem da hidrelétrica de Itaipu, Foz também se transformou em uma cidade arborizada, repleta de hotéis, e próspera em turismo e negócios. Ao mesmo tempo, a cidade do lado paraguaio, Puerto Presidente Stroessner, beneficiando-se do comércio fronteiriço e da isenção de impostos, se transformou de um pequeno povoado com algumas lojas de importação a beira da estrada para a maior cidade daquele país e, após a queda do ditador, passou a ser chamada de Ciudad del Este.  No início da década de 1980, provavelmente devido à primeira anistia do Brasil, muitos taiwaneses foram para lá para fazer negócios. Muitos colocaram seus filhos para estudar no CAAFI e fiz alguns bons amigos taiwaneses por conta disso. Nos fins de semana e feriados, muitas vezes eu atravessava sozinho a Ponte da Amizade e "ia ao exterior" para conversar com eles e jogar beisebol. Às vezes, quando eles recebiam um novo carregamento de mercadoria, eu ajudava voluntariamente no processamento, trabalhando junto com muita satisfação.

Era um período em que Brasil, Paraguai e Argentina eram assolados pela inflação. Portanto, além da tradicional compra e venda de bens complementares, o comércio fronteiriço também apresentava uma característica interessante: quando a taxa de inflação em um dos países disparava, sua cidade fronteiriça era “inundada” por residentes dos outros dois países, que cruzavam as fronteiras para limpar os estoques, por conta dos preços, que ficaram bem mais baratos nas moedas deles. Sendo assim, não é difícil compreender que quando a economia de um dos países sofre um grave revés, e ocorre uma maxidesvalorização da moeda, os comerciantes fronteiriços daquele país ainda podem ganhar muito dinheiro com a “desgraça” da nação. O exemplo mais representativo é após a derrota da Argentina na guerra das Malvinas, em 1982. A economia dela entrou em colapso e era um pânico geral na sociedade. Brasileiros e paraguaios fizeram fila quilométricas no terminal da balsa que levava à cidade fronteiriça argentina de Puerto Iguazú para comprar produtos de couro, lã, etc. a preços de banana. Lembro que foi uma das compras mais divertidas para minha a família!

Graças ao excelente ambiente de Foz, os esforços da família finalmente foram recompensados. Depois qu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começou a melhorar, no final de 1979, durante as férias de verão, meus pais deixaram a administração da lanchonete com meu irmão e voltaram pela primeira vez a Taiwan para visitar parentes e amigos. No ano seguinte compramos um carro, e a família saía nos finais de semana para visitar as diversas atrações da região. Lembro-me de uma vez, depois de um churrasco numa fazenda, em que coletamos um grande saco de orelha-de-pau preto selvagem em muitos troncos velhos de árvores caídos. Particularmente divertido e inesquecível foi a viagem no Dia das Mães de 1981, com meu irmão ao volante, fomos conhecer o Salto de Sete Quedas do Guaíra, antes de a barragem de Itaipu ser concluída e o local ser inundado. Em comparação com as Cataratas do Iguaçu, a paisagem era mais ampla, diversificada, primitiva e rupestre, e era possível observar mais de perto as cachoeiras e as formações rochosas nas falésias do vale do rio, que eram únicas e muito bonitas. Nos meses depois da nossa visita, começou a ter mais e mais gente indo lá para ver a linda paisagem do Salto pela última vez. Como resultado, começou a superlotar o parque e, sem infraestrutura adequada e sem manutenção há décadas, aconteceu a tragédia do rompimento, devido à sobrecarga, dos cabos de aço de uma ponte pênsil, ceifando a vida de dezenas de pessoas.

Meus estudos na escola também estavam indo bem. O que mais me orgulhava era ter participado duas vezes do concurso de pintura na escola e ter vencido nas duas competições. Porém, o CAAFI não possuía cursinhos preparatórios para o vestibular e, somada à preocupação com o desnível de ensino entre as regiões, meus pais acharam melhor mandar a gente retornar a São Paulo para estudar. Assim sendo, eles pediram ao meu irmão mais velho, que havia atrasado nos estudos porque estava ajudando no negócio, fosse primeiro. Depois que compraram uma casa em São Paulo, minhas duas irmãs e eu também viemos para cá. Eu estava relutante em deixar Foz logo após terminar o primeiro semestre do segundo ano do colegial, pois foi o lugar onde criamos raízes, crescemos e nos desenvolvemos. Quando tinha feriado prolongado, pegávamos o ônibus para Foz, que levava de 14 a 16 horas, para visitar nossos pais. Não há dúvida de que Foz é a segunda terra do meu coração.

Optamos por estudar no Colégio Objetivo, que oferecia cursinho no período da tarde. Localizado na Avenida Paulista, o acesso é bem conveniente e era possível conseguir isenções de mensalidades. As facilidades e os professores eram ótimos. Cada disciplina tinha um professor estrela que ensinava muitas dicas para entender ou memorizar os conteúdos, o que torna o aprendizado muito lúdico. Devido ao grande número de alunos e ao ambiente bem liberal, existia uma grande variedade de pessoas, incluindo aqueles que estudavam muito e aqueles que apenas se divertiam. Quem estava muito a fim de estudar se sentava na primeira fileira, e os que iam ao colégio só para matar o tempo ficavam no fundo da sala, sem interferirem ou atrapalharem, e todos conviviam bem nas horas vagas.

Apesar dos estudos terem se tornado bem mais estressantes, eu continuava desenhando, pintando e colecionando selos nas horas vagas. Como recebia mesada maior, comecei a comprar diversos materiais e instrumentos de desenho e pintura. Experimentei várias técnicas, como carvão, pastel, tinta a óleo, que aprendia com os livros. Ganhei o concurso de desenho do colégio e como prêmio recebi um estojo de canetas de desenho importadas. Em relação à filatelia, eu estava ainda mais animado. Aos domingos, eu ia frequentemente à Praça da República para comprar selos. Naquela época, havia muitos selos da China, Taiwan e Hong Kong, mas quase ninguém os queria, então me concentrei nesta área que eu entendo melhor e tenho laços mais fortes.

Na praça existia um local onde os filatelistas se reuniam para trocar selos. As pessoas com quem eu mais conversava eram dois velhos bielorrussos. Seus pais eram oficiais na Rússia czarista. Depois da Revolução Bolchevique, se refugiaram no nordeste da China (Manchúria). Eles nasceram e foram criados em Harbin e falavam um pouco de mandarim. Um deles disse ter lecionado russo na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ós a deterioração das relações sino-soviéticas, optaram por imigrar para o Brasil. Depois de conhecê-los, descobri que, sob domínios da União Soviética, os bielo-russos odiavam os russos. Era muito legal ouvi-los contar muitas histórias sobre os tempos de guerra e da China comunista e, com minha mesada, comprar aos poucos suas coleções de selos dos períodos de República da China e dos primeiros anos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Uma vez encontrei o pessoal formando um círculo no local de encontro da praça. Curioso, entrei no círculo e vi um homem no meio vendendo duas sacolas grandes de selos do período compreendido entre o início da República da China e a guerra sino-japonesa. Apenas um revendedor ofereceu um valor irrisório para ele. Assim que abri a coleção, vi logo uma folha com um conjunto de selos aéreos com carimbo comemorativo de posse do Chiang Kai-Shek a presidência do partido nacionalista. Pedi para ele passar em casa para conversar e negociar com calma. Em casa, ele explicou que o ancestral do seu cunhado era um grande empresário em Xangai, e imigrou para o Brasil no final da Guerra Civil Chinesa. As duas sacolas de selos eram coleção do falecido empresário. Quando o cunhado dele se mudou, jogou a coleção no lixo. Ele achou que deveria valer alguma coisa, e levou para vender na praça. Eu adorei demais o material, mas não tinha muito dinheiro, então usei as economias da minha irmã mais velha para juntar US$ 50. Ele entendeu que esse era o meu teto, e sendo muito superior ao preço oferecido pelo revendedor, ficou feliz e fechamos o negócio. Naquela época, 50 dólares eram muito dinheiro para nós. Sou muito grato à minha irmã por me encorajar dizendo que eu não gastava dinheiro em diversões inúteis, colecionar selos era um excelente hobby, e valia a pena investir. Mais tarde, ao saber da notícia, um conterrâneo sênior, especializado em colecionar carimbos postais, veio à minha casa para conhecer a coleção e me ajudou a descobrir muitos carimbos postais comemorativos e especiais. Depois de suas repetidas solicitações, troquei alguns carimbos comemorativos repetidos com ele por selos que eu desejava muito.

Era a década da reforma e abertura econômica da China, e eu me impressionei com a excelente qualidade de impressão dos seus selos. Pedi ao papai que comprasse um cheque de 20 dólares do City Bank no Paraguai, e depois enviei-o às cegas para o correio chinês, informando apenas que queria comprar selos. Como resultado, a "Companhia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de Selos da China" me respondeu enviando um catálogo de selos do período entre o final da Revolução Cultural e meado dos anos 80 (o início das séries T e J). Comprei quase tudo que constava no catálogo a valores nominais. Quando fui à China pela primeira vez, mais de dez anos depois, descobri que a maioria desses selos, que custavam centavos, valorizaram centenas ou milhares de vezes. No entanto, para aqueles verdadeiro amantes de selos, a especulação maluca do mercado filatélico chinês, que fez a cotação disparar e flutuar sem parar, não é uma situação desejável, pois a maioria das pessoas passou a correr atrás dos selos pelo seu potencial de valorização, e não pelo seu conteúdo ou valor intrínseco.

Adicionalmente, eu também comecei a fazer assinatura de longo prazo das revistas científicas profissionais ou populares, como "Conhecimento Aeronáuticos", "Conhecimento Navais", "Aviação Internacional" e "Engenharia Naval" da China. Estas revistas mensais, muito populares na China, me acompanharam até eu concluir a faculdade. Por isso, quando os professores explicavam alguns fenômenos ou conceitos nas aulas, muitas vezes eu já tinha tomado algum conhecimento por meio destas revistas.

 

Graduação

Sobre as opções no vestibular, eu estava incerto em que curso escolher. Embora gostasse de desenho e pintura, não tinha muito interesse por carreira de artista, por isso esperava seguir numa área técnica que permitisse utilizar as habilidades de desenho. O que finalmente influenciou minha escolha foi a explicação dada por um amigo do meu irmão, Tai, de Mogi das Cruzes, que estudava engenharia naval. Um navio é uma "cidade" que navega de forma autônoma e autossuficiente no mar por um longo período. Envolve especialidades como arquitetura, construção, manufatura, mecânica, propulsão, elétrica, controle e comunicações, bem como hidro e aerodinâmica, logística e planejamento. Um monstro ultra complexo desse tipo é o escopo da engenharia de sistemas, por isso o curso dá grande importância à formação generalista necessária para sobreviver, se adaptar e se desenvolver no meio da explosão do conhecimento. Portanto, tomando como exemplo a Escola Politécnica da Universidade da USP, engenharia naval é o departamento com um grande número de ex-alunos lecionando em outros departamentos. Em 1984, quando me inscrevi para o FUVEST, era a primeira vez que se exigia escolher cursos específicos de engenharia na inscrição. Sem hesitação, marquei a engenharia naval como minha primeira opção. Meus pais não apenas não tiveram objeções, mas também me apoiaram muito, e sou muito grato a eles por isso. Porque os cursos mais badalados naquela época eram medicina, eletrônica, elétrica e computação. Especialmente nas comunidades taiwaneses no exterior, onde a comparação é muito acirrada, conheço inúmeros colegas na Escola Politécnica que estudavam nesses cursos mais disputados sem nenhum entusiasmo, só para satisfazer os desejos ou egos dos pais. Na verdade, mesmo nas áreas menos concorridas, sempre existe demanda. Tendo interesse numa determinada área, terá mais motivação e perseverança no estudo, e será mais fácil se tornar elite e vencedor na área. Dito isto, quando alguém da comunidade me perguntava qual o meu curso, sempre interpretava mal a minha resposta “engenharia naval” e confundia com “engenharia de comunicação”, por causa da proximidade das pronúncias dos dois em mandarim. Sem palavras! 

Entre as provas do vestibular, a única que me preocupava era a redação. Felizmente, o tema era dissertativo sobre assuntos da atualidade, a lógica e arguição eram mais importantes do que expressões bonitas, e passei sem problemas. Houve um episódio interessante quando ingressei na universidade. Na matrícula, acabei me perdendo e entrei pela porta dos fundos do prédio administrativo, e escapei do trote. Na cerimônia de abertura, os veteranos ainda estavam pegando os calouros com cabelos. Como eu era um dos pouquíssimos ainda cabeludos, fui cercado por eles. Não tive escolha a não ser rir e deixar eles cortarem. Os repórteres repararam a agitação e vieram me entrevistar e tirar fotos. Quase dez anos no Brasil, finalmente saí com foto numa reportagem do famoso jornal Folha de São Paulo!

O curso de Engenharia Naval da USP foi criado em 1956 através da cooperação entre a Marinha do Brasil e a USP. Nas décadas de 1960 e 1970, a indústria de construção naval do Brasil floresceu e o país chegou a ser o maior em construção naval do mundo. Na década de 1980, a recessão econômica e a hiperinflação do Brasil, juntamente com a ascensão da indústria naval da Coreia do Sul, selaram o seu declínio. Mais da metade dos 40 alunos da minha turma entraram na primeira opção. E a partir do segundo ano, tínhamos mais 5 colegas oficiais da Marinha. Apesar do sucateamento da construção naval mercante na época da faculdade, a Marinha do Brasil havia lançado vários projetos, incluindo a construção de navios-patrulha, corvetas e a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alemã para construção de submarinos. Ao mesmo tempo, o desenvolvimento do sistema hidroviário Tietê-Paraná para escoar a produção da nova fronteira da agricultura brasileira e a explotação de petróleo offshore já estavam em rápida expansão.

A euforia de passar no Fuvest durou muito pouco. O “gap” entre os níveis do ensino secundário brasileiro e as demandas da universidade foi rapidamente exposto. Cálculo Integral e outros tópicos, que não foram ensinados no colégio, foram usados intensivamente já na primeira aula de mecânica. Todo o quadro-negro e apostilas pareciam sutras indecifráveis, e a gente não conseguia entender os símbolos, muito menos o conteúdo! O pior é que, embora os professores fossem especialistas, e muitos fossem referências em suas áreas, suas habilidades didáticas variavam muito. Deste modo, se a aula fosse boa, a sala ficava tão lotada que enchia de alunos sentados no chão; se a aula fosse ruim, só tinha uns dois gatos pingados. Visto que eu era mais lerdo para perceber isso, acabei tendo duas matérias ministradas individualmente pelos professores a partir de segunda aula. Isso porque todos os meus colegas já tinham ido para outras salas e eu era o único presente, e os professores já me conheciam. Sem puder mais assistir as aulas em outras salas, tive que aguentar aquelas “aulas particulares” até o final do semestre.

Esse desnível entre os ensinos resultou em péssimas notas nas provas. Com isso, os alunos que estavam entre os melhores e eram muito elogiados por seus desempenhos nos seus colégios de origem tinham seu orgulho extirpado logo após entrarem na faculdade. Felizmente, como eu tinha noção de que todos os colegas eram excelentes alunos e a faculdade é um desafio bem mais difícil, independentemente das minhas notas serem boas ou ruins, tanto em termos absolutos ou relativos, procurei fazer o meu melhor, nunca fazia comparações e aceitava as notas com naturalidade mesmo que fossem insatisfatórias. Hoje em dia, as didáticas na Escola Politécnica melhoraram e tornaram-se mais humanas, mas, olhando para trás, não me parece uma má ideia o tratamento de choque daquela época, por ter desenvolvido a capacidade dos alunos de “sobreviverem em situações desesperadoras”.

É claro que a faculdade não era o inferno e havia muitas coisas interessantes dentro e fora da sala de aula. Minha disciplina favorita na primeira série era a geometria gráfica. Além de gostar de desenhar, ainda no ginásio obtive empiricamente algumas relações e técnicas para resolver os problemas, como interseção e desenvolvimento de superfície, quando eu usava cartolina para fazer modelos tridimensionais de caças MIG e aviões de passageiro. Adorei aprender a matéria sistemicamente. Desta forma, depois de obter nota máxima, passei as férias de julho trabalhando sem parar, do desenho ao corte, para montar um modelo de papel cartão, em escala 1/10, de Humber MK. II, um veículo blindado leve sobre rodas britânico d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Quando as aulas começaram no semestre seguinte, levei o modelo para a universidade e mostrei aos professores e colegas. A partir daí, o professor da disciplina me dava atenção especial. Além disso, não esperava que este modelo fosse me ajudar tanto em minha carreira de professor, dez anos depois.

Antes da faculdade, eu não tive acesso ao computador, mas isso não me importava. As aulas de computação foram ótimas, e assim como algoritmo, despertaram meu interesse. Naquela época, a universidade usava mainframes e terminais de tela em preto e branco com o teclado integrados. As saídas eram impressas em papel e os alunos faziam uma grande fila para pegar os resultados na central de impressão. Sempre fui muito cauteloso na programação e simulava os cálculos cuidadosamente. Como resultado, todas as cinco tarefas de programação foram executadas com sucesso na primeira compilação e rodada.

Meu irmão e minha irmã mais velhos estudavam engenharia mecânica e análise de sistemas na 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a (UNESP) de Guaratinguetá e na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PUC) de Campinas, respectivamente. Em São Paulo, só tinha minha segunda irmã, que estudava Farmácia na USP, e eu. Com a família espalhada em várias cidades, meus pais decidiram deixar a lanchonete aos cuidados dos funcionários e vir morar em São Paulo. Como o trânsito da cidade era caótico e muito congestionado, para economizar tempo, pedi ao papai para comprar uma motocicleta. Assim começou a minha vida de motociclista.

No segundo semestre do segundo ano, por intermédio do veterano Ou Yang Kai, estagiei com o Prof. Nishimoto, que havia acabado de retornar do seu estudo no Japão. Sua especialidade é engenharia offshore, que era um campo emergente relacionado à explotação de petróleo do fundo do mar. Foi a primeira vez que usei um computador pessoal (PC). Depois de ler as mais de 400 páginas do guia de linguagem de programação que ele me passou, espontaneamente codifiquei todos os métodos de cálculo da disciplina de hidrostática de navios. Depois assumi um trabalho no departamento ajudando a criar um programa de gerenciamento do banco de dados de teses e dissertações. A remuneração do trabalho foi usada na compra de três livros sobre programação de banco de dados. Depois de umas férias de verão agitadas, ao invés de dinheiro, acumulei conhecimento e experiência. Por conta do meu interesse, meus pais pediram a um amigo para trazer um computador pessoal do Paraguai. Lembro-me que era bem caro. PC/XT com memória interna de 640K, sem disco rígido, e tela em preto e branco que custou mais de mil dólares.

Na terceira série, comecei a ter contato com mais disciplinas de engenharia, como mecânica dos fluidos, termodinâmica etc., que me fizeram entender melhor a natureza pragmática da profissão e fiquei mais interessado ainda. No entanto, o que mais me abriu os olhos foi a economia. As explicações do professor foram chaves para minha compreensão da sociedade, da atualidade e até da política!

Além de aulas teóricas e experimentais, a universidade também organizava frequentemente visitas técnicas a diversas instituições, como estaleiros, Porto de Santos, Embraer, fragatas e submarinos da Marinha, etc. Sempre que tive oportunidade, eu não deixava de participar. Um dos momentos mais emocionantes foi a visita a plataforma offshore da Petrobrás na Bacia de Campos. Viajamos num hovercraft que cortava as ondas em alta velocidade, e ao chegar no destino, usaram um grande cesto para içar a gente até a plataforma. Depois, passamos a noite num barco de apoio e combate a incêndio. Ouvimos os contos do capitão norueguês, e do convés apreciamos o pôr do sol em alto mar. E no caminho de volta encontramos um grupo de baleias. Muito aprendizado e vivências únicas.

Naquele verão, por meio do contato feito pela universidade, fui fazer o estágio obrigatório no estaleiro Mauá com Lan Chi-Cheng e mais outros dois colegas do curso. O estaleiro fica na cidade de Niterói. Nos hospedamos no Centro de Educação Física Almirante Adalberto Nunes (CEFAN), na Avenida Brasil, Zona Norte do Rio. Verão carioca é insuportável. A temperatura ultrapassa os 40 graus, é abafado e muito úmido, e eu ficava coberto de suor o dia todo. De manhã cedo a gente pegava o ônibus lotado até o cais no centro da cidade, pegava a balsa para atravessar a Baía de Guanabara, e depois outro ônibus até o estaleiro. O estaleiro era bem antigo, tudo muito apertado e bagunçado. O corte e a soldagem das chapas de aço nas oficinas pioravam o calor. Diz-se que os soldadores que trabalham no porão de navio têm que suportar temperaturas ultra altas de mais de 50 graus. O único lugar confortável é a sala de projeto, com ar-condicionado.

Durante o estágio, conheci apenas os caóticos bairros das zonas Norte e Centro do Rio, e acabei tendo uma péssima impressão da cidade. Às sextas-feiras, assim que saía do trabalho, pegava o ônibus e voltava direto para São Paulo. No último dia, como não tínhamos mais nada para fazer, nosso chefe nos liberou para sair mais cedo e passear pelo Rio. Após caminharmos alguns passos do cais da balsa até o aeroporto de Santos Dumont, uma lindíssima paisagem surgiu repentinamente diante de nós. Foi um choque inesquecível, como se a cortina de um palco se abrisse ou saltássemos do inferno para o céu instantaneamente! O maior benefício deste estágio é eu ter certeza de que não trabalharia no Rio ou em um estaleiro, o que fortaleceu minha determinação em atuar em projeto, pesquisa ou ensino.

Fui recomendado para receber a bolsa de iniciação científica do Conselh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Científico e Tecnológico (CNPq) e participar de pesquisas sobre logística das operações de navios porta-contêineres. Esta bolsa foi criada para formar pesquisadores, incentivando estudantes de graduação com bom desempenho acadêmico a participarem de pesquisas. Como a tarefa principal da minha pesquisa, rotinas de cálculo de equilíbrio hidrostático de navios, foi feita quando eu estava no segundo ano, fui imediatamente aceito pelo meu orientador, Prof. Ruy, e basicamente não tive tarefas desafiantes por dois anos consecutivos. Por curiosidade, estudei também sobre a pesquisa do meu orientador, otimização de listas de carga e descarga de contêineres. Quando eu tive que escolher a área de especialização ao final do quarto ano de graduação, peguei sem querer a área de logística. Na aula de pesquisa operacional, veio a inspiração e elaborei um algoritmo de otimização de carga e descarga de contêineres altamente eficiente, usando alguns conceitos bem simples. Implementei o programa do computador usando meu PC/XT, e os resultados superaram as expectativas, gerando listas dos casos de teste envolvendo várias centenas de containers e vários portos em poucos minutos e com praticamente zero de overstow. Assim, consegui concluir a pesquisa das disciplinas de especialização em menos de três semanas.

Em 1988, a economia do Brasil passava por recessão cada vez mais brava, a inflação continuava. No segundo semestre, os docentes da USP entraram em greve para exigir reajustes salariais. Boa parte do semestre foi prejudicado, atrapalhando bastante o aprendizado, devido às idas e vindas nas negociações, que demoraram 54 dias para um acordo. No entanto, a greve foi um marco histórico para as universidades estaduais paulistas, que conquistaram a autonomia financeira e o estabelecimento do novo regimento da USP, que possibilitou o desenvolvimento da instituição a longo prazo.

Geralmente gosto de ficar sozinho e raramente me envolvo em atividades associativas. No entanto, cheguei a participar do encontro para a criação da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Chineses, onde fiz algumas amizades. Minha irmã mais velha, que canta bem e era bem ativa, fazia karaokê com suas amigas em casa. Quando participava de competições, a gente ia torcer por ela. Sendo migrante desde pequeno, assim como eu, a pessoa que mais sinto falta é Si-Wei. Dos elogios de meus pais à sua visita em casa no dia seguinte, quando nos conhecemos, ao passeio na praia e outras interações intermitentes, ocasionais e breves, sou muito grato pelos seus incentivos e, como sempre, desejo-lhe muitas bênçãos. 

Por outro lado, por intermédio da minha segunda irmã, fui a um encontro na casa da Sra. Ting. Meu objetivo era apenas trocar selos, mas terminado o encontro, pediram para todos escreverem uma prosa. Assim, ingressei acidentalmente no grupo “Capinzinho”, uma agremiação de jovens amantes de escrita em mandarim. Graças à orientação dos professores Hsu Jie-Yuan e do professor Teng Hsing Kuang e à ajuda dos amigos do grupo, minha habilidade de escrita em mandarim se aprimorou bastante. A melhor lembrança que construímos juntos é a publicação artesanal "Capim Resiliente", uma coletânea de prosas que escrevemos na nossa juventude.

O projeto de conclusão de curso é uma oportunidade de síntese dos estudos da graduação. Naquela época, fiz no meu tempo livre um programa de cálculo da resistência ao avanço das lanchas de planeio das séries 62 e 65, baseado na regressão das medições experimentais. Fiquei tão animado no estudo de embarcações de alta velocidade que escolhi como tema do projeto “lancha de patrulha de alta velocidade de 20 metros de comprimento”. Durante um ano inteiro, trabalhei com dois colegas bem próximos para coletar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dados, modelar, calcular e otimizar leiaute, hidrodinâmica, potência de propulsão, navegabilidade em ondas, materiais, estrutura e processo de fabricação. Estes esforços foram reconhecidos pelos professores, que excepcionalmente disponibilizaram para gente a oportunidade de conhecer e usar CATIA, o sistema CAD mais avançado da época com interfaces modernas recém-adquiridas pela universidade. Eles também contataram a Marinha e agendaram para nós uma visita para conhecer os navios de patrulha em construção num Estaleiro no Rio. Na apresentação final, o oficial diretor do Escritório Técnico da Marinha também foi convidado a participar da banca de avaliação. O que nos orgulha é que depois dar nota máxima de 10 pontos, o professor disse sorridente que era uma pena não poder dar 12 pontos para gente.

Da busca pela democracia e liberdade na Europa Oriental ao movimento estudantil no meio da reforma e a abertura na China, 1989 foi um ano cheio de turbulência. A economia brasileira continuava a deteriorar-se e os formandos enfrentavam muita dificuldade para conseguir um emprego. Uma expressão muito comum na época era: “A última pessoa que sair (do Brasil), favor apagar as luzes”. Uma das melhores opções era conseguir uma bolsa de estudo para fazer mestrado na universidade. Eu estava imerso na pesquisa do projeto de graduação e planejava concorrer a uma bolsa de mestrado da Fundação de Apoio à Pesquisa do Estado de São Paulo (FAPESP), por isso, não estava muito estressado em ir atrás de um emprego. Além disso, acompanhando, desde criança, o grande esforço dos meus pais para prosperar na vida, empreender começando um negócio do zero seria naturalmente um dos caminhos que admirava e levava em consideração. Naquela época, minha irmã e meu irmão mais velhos se formaram um após o outro. Meu irmão e eu também planejamos começar um negócio juntos. Por conta disso, visitamos frequentemente exposições, fábricas e fabricantes de equipamentos. Finalmente decidimos fazer extrusão de plástico e começamos os preparativos para isso.

Outra grande mudança na minha vida foi o reencontro com meu veterano Ou Yan Kai, que acabava de voltar de um estágio no Japão. Naquela época, a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oferecia anualmente uma bolsa de estágio de um ano em um estaleiro japonês para recém-formados do curso de engenharia naval. Depois de ouvir as suas experiências, fiquei muito interessado. Por isso, assim que saiu a chamada para o recrutamento, procurei imediatamente a secretária responsável para obter mais detalhes. Para minha surpresa, ela disse que não sabia nada sobre a oportunidade para o estágio, mas disse com entusiasmo que, havia um acordo de intercâmbio entre a USP e a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YNU), com bolsa de estudo do Monbush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do Japão) para fazer pós-graduação na YNU, Japão, e que faltavam apenas dois dias para o término da inscrição. Claro que fazer pós-graduação era melhor do que fazer estágio. Varei a noite para elaborar o plano de estudo e preparar os documentos para submissão.

Justamente naqueles dias, uma delegação de professores da YNU veio visitar USP, e o Prof. Takezawa, representante da delegação, fez a entrevista de todos os candidatos. Ele fez perguntas em japonês, e o Prof. Tachibana, professor nikkei que deu aulas de hidrodinâmica experimental de navios para mim, traduziu a pergunta para português e eu respondi em inglês. Adicionalmente ao meu bom histórico, o Prof. Takezawa notou minha participação em pesquisas e minha proficiência em mandarim. Ele disse sem rodeios que ter experiência em pesquisa era uma vantagem absoluta e, em seguida, pegou emprestado do Prof. Tachibana uma coletânea de artigos da Sociedade de Engenharia Naval do Japão, abriu uma página aleatoriamente, apontou um parágrafo e me pediu para falar sobre seu conteúdo. Como posso entender os kanjis e aprendi um pouco de japonês, consegui traduzir uns 70% a 80% do texto. Ele ficou muito satisfeito na hora e disse que, comparado aos estudantes brasileiros da YNU, minha capacidade de leitura em japonês era excelente. Mais tarde, pensando bem, tive muita sorte por ter aprendido um pouco japonês porque queria entender o conteúdo da literatura técnica japonesa, e de ter feito espontaneamente e por interesse próprio as rotinas de cálculo de hidrostática que me ajudaram a obter facilmente a bolsa de iniciação científica e participar de uma pesquisa. Também sou muito grato aos meus pais por não nos deixarem focar apenas no aprendizado do português em detrimento do mandarim e com isso ter um bom domínio de kanji. Quem diria que estas coisas que normalmente têm pouca importância no cotidiano teriam um papel decisivo em momentos críticos!

Após receber a confirmação da aprovação da bolsa de estudo do Monbusho, meus pais decidiram voltar para São Paulo. Recebi rapidamente materiais do Japão, incluindo manuais apresentando detalhes da universidade e da vida de estudo no Japão. O consulado japonês possuía um canal para bolsistas do Monbusho, com tudo bem-organizado, a documentação para a viagem saiu rápido e tranquilamente. Lembro que quando a secretária responsável pela inscrição e seleção das bolsas me informou, entusiasmada, da aprovação, lembrou repentinamente que era preciso ter a nacionalidade brasileira para ser elegível à bolsa de estudo. Ela imediatamente expressou preocupação e disse que, se eu ainda não tivesse me naturalizado, ainda havia tempo para fazê-lo. Parecia um pequeno lembrete, mas foi um grande impacto para mim. Além de não ter cogitado o impedimento ou exclusão de estrangeiros desta oportunidade preciosa, ainda me ajudou a encontrar formas de resolver o problema, demonstrando plenamente o caráter tolerante e inclusivo dos brasileiros. Quanto a mim, apesar de ter crescido e vivido no Brasil há mais de dez anos, e de já ter obtido a nacionalidade brasileira, continuava com a mentalidade de um “errante em terra estrangeira” como muitos conterrâneos meus. Sou muito grato a ela por ter me ajudado a resolver a minha crise de identidade. Portanto, embora os termos da bolsa não impusessem nenhuma restrição sobre meu destino após concluir os estudos, eu tinha certeza de que voltaria para o Brasil.

 

Estudos no exterior

Os benefícios da bolsa de estudo eram ótimos: valores mensais generosos, isenção de todas as taxas escolares, passagens aéreas de ida e volta, auxílio na chegada ao Japão, custeio de uma viagem doméstica anualmente para estudos e visitas técnicas, seguro saúde duplo para cidadãos e estudantes, e prioridade na alocação nos alojamentos estudantis da universidade. A passagem, de ida para Japão, era na classe executiva. Eu viajei com um colega nikkei que foi aprovado no mesmo processo seletivo. Kishikawa tinha acabado de se formar na Engenharia de Produção e veio de uma família de mestres de kendô. Ele já era um mestre go-dan (quinto nível). Ele era fluente na conversação em japonês, mas naquela época sua leitura e compreensão de kanjis ainda eram restritas, por isso tínhamos habilidades complementares, semelhante à de um surdo-mudo com um cego. Por isso saíamos juntos frequentemente, e nos tornamos muito fraternos.

Cheguei ao Japão em janeiro de 1990, no meio do frio intenso de inverno. Os ventos gelados espetavam meus ossos como agulhas, mas isso não foi suficiente para esfriar meu ânimo. Casas e ruas bem-organizadas e limpas, e muitos anúncios com ideogramas kanji que me faziam sentir em casa. Na neve que caía de leve, ao ver pela primeira vez as flores de ameixeira desabrochando, fiquei excitado e emocionado. “Se não tivesse passado por um frio que congela até os ossos, as flores de ameixa não exalariam seu perfume intenso”.  Este provérbio chinês e aquele cenário do inverno japonês retratam bem a trajetória das lutas da minha família!

Quando chegamos à estação de Yokohama, Nakamura, um estudante veterano nikkei-brasileiro já estava nos esperando. Yokohama é a segunda maior cidade do Japão, e está localizada perto de Tóquio. No final do período Edo, com a chegada dos “navios negros”, o porto de Yokohama foi inaugurado após a assinatura do tratado comercial entre os Estados Unidos e o Japão. Rapidamente se tornou uma cidade portuária representativa do Japão, e pioneira na modernização e internacionalização do país. Na cidade existem muitas relíquias ligadas ao enraizamento da cultura ocidental, como a primeira sorveteria e a primeira ferrovia do Japão. Nos primórdios, foram criados postos de controle para isolar os estrangeiros, e na área de Kannai foram estabelecidas docas, áreas comerciais e residências de estilo ocidental. A Chinatown de Yokohama, a maior do mundo, também está lá. O Templo Kantei na Chinatown e o Parque Memorial Nihon Maru em Minato Mirai 21 são meus lugares favoritos, e eu ia para lá quando precisava buscar paz ou alívio emocional. Poucos dias depois de eu chegar em Yokohama, teve a celebração do Festival do Ano Novo Chinês, e um veterano brasileiro me levou a Chinatown para assistir aos shows do Festival. Foi muito animado e me fez sentir em minha terra natal.

A YNU reservou para nós kitnets no alojamento para os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em Gumyouji. As instalações eram excelentes. O apartamento individual de mais de 20 metros quadrados tinha um quarto, banheiro unitário com chuveiro e ofurô, uma pequena cozinha e uma varanda. O quarto estava totalmente mobiliado. No Japão do auge da bolha econômica, encontrávamos com facilidade eletrodomésticos e outros utensílios domésticos descartados em perfeitas condições na calçada ou no descarte seletivo, que podiam ser pegos gratuitamente para reuso. No início do ano letivo de 1990, um veterano que havia se formado estava voltando para o Brasil, e nós dois novatos herdamos muitos de seus pertences. O ambiente ao redor do alojamento era muito agradável. Localizado ao lado da estação de metrô Gumyouji, e do Shotenkai, rua de calçadão encoberta de comércio, que levam ao Templo de Gumyouji, o templo mais antigo de Yokohama. No alojamento costumavam ocorrer encontros e jantares de confraternização ou intercâmbio organizados pela administração do alojamento, organizações não-governamentais japonesas ou pelos próprios estudantes estrangeiros, e todos se davam bem uns com os outros. Distante da família, a gente conta muito com o apoio dos amigos e, sem dúvida, a convivência me ajudou a superar minha personalidade introvertida. Existem muitas semelhanças entre a cultura taiwanesa e japonesa, por isso eu não tive tantos problemas de adaptação. No início, eu caminhava muito pela cidade com um mapa na mão para conhecer e familiarizar-me com a cidade.

As condições da bolsa permitiam-nos concentrar nos estudos. Quando o auxílio da chegada e o primeiro pagamento da bolsa entraram na minha conta, tive a sensação de ter acertado na loteria, e nunca mais tive preocupações financeiras. Na verdade, o elevado custo do Japão refere-se principalmente a acomodação, alimentação, transportes e lazer. Visto que muitas universidades oferecem alojamentos bons e de baixo custo, se utilizar o refeitório universitário ou cozinhar, e tiver uma opção de bom-custo-benefício para se deslocar até a universidade, a despesa mensal não é muito alta, desde que não esbanje no lazer ou torre dinheiro em bebedeiras, baladas ou artigos de luxo. Portanto, a maioria dos estudantes, incluindo japoneses e estudantes estrangeiros não bolsistas, consegue se sustentar e mudar suas vidas fazendo “arubaito” (trabalho horistas). Um grande diferencial da vida financeira no Japão era que não havia inflação e, com preços e renda estáveis, podia-se planejar a vida com tranquilidade e precisão, algo inimaginável no Brasil no período da hiperinflação.

Embora a YNU não esteja entre as sete universidades imperiais estabelecidas no Japão antes d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é bastante prestigiada em áreas como arquitetura, construção naval, administração e educação. De acordo com minha escolha, fui alocado no grupo de pesquisa em projeto do Departamento de Engenharia Naval e Oceânica da YNU. Meu orientador, Prof. Takarada, nasceu na Manchúria e na fase final d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foi convocado para lutar como piloto de avião de caça. Depois da guerra, ele foi repatriado para o Japão, concluiu seus estudos e ingressou no estaleiro da Sumitomo Heavy Industries (SHI), onde mais tarde tornou-se o projetista-chefe. Depois de se aposentar da Sumitomo, ele ingressou na YNU para lecionar. Assim como o Prof. Takezawa, que nasceu em Taiwan, são figuras representativas de uma geração que dedicaram suas vidas à reconstrução e desenvolvimento do Japão no período pós-guerra. Ambos adoravam China, Taiwan, Brasil e bebidas.

De acordo com o sistema acadêmico japonês, antes de passar nos exames de ingresso e se tornarem alunos regulares de cursos de pós-graduação, os candidatos participavam das atividades do laboratório como “alunos de pesquisa”. Geralmente, os estudantes estrangeiros estudam primeiro a língua japonesa por um ou mais semestres, e depois de adquirir uma base mais sólida, se inscrevem no processo seletivo para ingresso na pós-graduação. Minha situação era especial, tive que correr para fazer o exame de ingresso para o mestrado já em fevereiro de 1990, para poder engatar no ano letivo que começava em abril. Felizmente, passei com tranquilidade, e me tornei aluno regular em menos de dois meses e meio de estada no Japão. Lembro-me de ter ido bem animado à aula inaugural do curso. Em seguida aos parabéns aos ingressantes, as primeiras palavras do professor foram “Quem faz pesquisa não tem férias!”

No programa de mestrado, que dura dois anos, o primeiro ano geralmente é focado na conclusão de créditos e na definição do tema da pesquisa, e o segundo ano é inteiramente dedicado ao desenvolvimento da pesquisa. São muitos créditos requeridos no mestrado e é demasiadamente arriscado fazer tudo sozinho. Portanto, a gente costumava escolher as disciplinas com os colegas do laboratório e fazer os trabalhos em conjunto. Uma experiência terrível foi quando um colega indiano muito esperto me chamou para fazer a disciplina de francês juntos. Ele disse que, com a base em inglês e português que nós dominávamos, nos sairíamos bem em francês, que também é uma língua latina. Eu achava que ele tinha razão, pois cheguei a estudar francês por três meses. No entanto, o professor só falava francês na sala de aula, e o dever de casa era tradução de texto em francês para o japonês, e vice-versa. Como tínhamos somente um conhecimento superficial em ambas as línguas, desistimos logo na segunda aula.

O curso de japonês oferecido pela YNU demanda anos para ser concluído, e não servia muito para mim, pois precisava ter um certo domínio da língua o mais rápido possível. Por isso, mudei logo para autoaprendizagem por "imersão e osmose". Embora o japonês técnico seja bem especializado, também é relativamente simples. Em primeiro lugar, não são tantos os termos específicos, e os textos acadêmicos geralmente usam muito kanjis, que, devido ao meu conhecimento em mandarim, consigo entender o significado. O difícil para mim era a pronúncia dos kanjis, que pode ser “onyomi” ou “kunyomi”, e o “onyomi” ainda é subdividido em “goon”, “kanon” e “touon”. Assim, acertar a pronúncia de kanji sem nenhuma base é que nem acertar na loteria. Porém, durante a aula, descobri que os professores repetiam muitas vezes várias frases. Por exemplo, “heiban”, quando eu via o kanji de “placa plana” no quadro-negro, conseguia associar os sons, as palavras e os significados, e como isso entender imediatamente o conteúdo da aula. Adicionalmente, depois de conhecer as peculiaridades das relações entre as pronúncias em mandarim e japonês, como H em mandarim seria K em japonês etc., dava para “decifrar” facilmente as expressões. O método Romaji para digitação de japonês é uma excelente maneira de aprender a pronúncia. Além disso, muitos termos técnicos relacionados às tecnologias modernas são geralmente escritos em katakana, mantendo a pronúncia do idioma de origem. Deste modo, se conhecêssemos o termo em inglês e entendêssemos as limitações da fonética japonesa, era possível inferir o significado de um termo técnico pela pronúncia, sem consultar o dicionário.

A gramática japonesa é outro grande desafio. Além do confuso uso de partículas (“joshi”), a estrutura peculiar das frases com o verbo sempre no final é como a notação polonesa: é necessário esperar pacientemente até o verbo aparecer no final da frase para entender o que está sendo dito. No entanto, as expressões comumente usadas na redação técnica são quase sempre as mesmas, com isso, bastava seguir o modelo existente que era relativamente fácil e escrever relatórios minimamente decentes. Em termos de audição, assim que eu chegava no dormitório, deixava a TV ligada e ouvia direto o noticiário da NHK para treinar o ouvido. Quanto a complicada linguagem honorífica, felizmente, o pessoal da área de exatas não é tão exigente a respeito, e os professores geralmente entendem a dificuldade dos estudantes estrangeiros, portanto, aprendendo algumas expressões polidas básicas já era suficiente. Como consequência, com meio ano no Japão, quando o Prof. Takarada me pediu repentinamente para começar a fazer as apresentações em japonês, a transição foi relativamente tranquila.

No começo dos anos 90, a Internet não estava amplamente disponível e as ligações telefônicas internacionais eram extremamente caras. Por isso, a gente dependia principalmente de envio de cartas via correio para se comunicar com a família e os amigos do Brasil e de Taiwan. Só quando tinha um assunto urgente, no máximo uma vez por mês, a gente usava telefones públicos para lig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geralmente tinham fila depois da meia noite, quando havia descontos na tarifa. A longa espera e as notícias intermitentes aumentavam naturalmente a preocupação e a saudade. Felizmente, durante minha estada no Japão, meus familiares foram me visitar diversas vezes, e de vez quando eu também recebia visita dos parentes, amigos, professores e colegas do Brasil ou de Taiwan.

No ano em que fui para o Japão, meu irmão voltou para Taiwan e aprendeu a técnica de fabricação de moldes de silicone. Depois de voltar para São Paulo, começou o empreendimento e produção. Minha irmã mais velha também se juntou para ajudar na administração do negócio. No entanto, a economia brasileira estava na pior das crises, faltavam equipamentos adequados e era difícil importar, de forma que o início foi muito difícil. Meu irmão projetou sozinho vários equipamentos, incluindo câmara de vácuo, e depois pediu para as oficinas de confiança fabricarem as peças. A irmã mais velha ajudava no contato com os clientes e na organização e participação em feiras de negócios.

Aproveitei minhas primeiras férias de verão no Japão para ir a Taiwan e visitar meus parentes e amigos depois de 14 anos. Quando fui ao escritório de Taiwan em Yokohama para solicitar o visto, disseram-me que como nasci em Taiwan, se voltasse como um estrangeiro, “não seria bem-vindo pelo governo”. Infelizmente, eu só tinha o passaporte brasileiro comigo, e tive que pedir à minha família que entrasse em contato com o escritório de Taiwan em São Paulo para obter o visto. Numa tarde de sábado, poucas horas antes de embarcar, com a ajuda do carteiro japonês, que processou e fez a entrega do pacote o mais rápido que pôde, recebi meu passaporte brasileiro com a permissão para entrar em Taiwan. Muito tempo sem voltar a minha terra natal, meus parentes e amigos cresceram e envelheceram. As ruas, que eram bem largas nas minhas lembranças de infância, viraram estreitas, e muitos pensamentos e costumes se alteraram com a mudança da sociedade predominantemente rural para industrial. Porém, entre as paisagens e pessoas que podiam ser vagamente reconhecidas na memória, os laços afetivos continuavam firmes e fortes.

Antes do término das férias de verão, o Prof. Takarada organizou um estágio no estaleiro Oppama do Sumitomo Heavy Industries para mim e Sampaio, um veterano brasileiro. As indústrias com tecnologias de vanguarda do Japão já haviam adotado linhas de produção totalmente automatizadas para melhorar a competitividade, e os estaleiros não eram exceção. Toda a fábrica era bem planejada e limpa. Embora quase não se visse funcionários nas oficinas super espaçosas, a construção continuava avançando rapidamente dia e noite. Comparado com minha experiência anterior do estágio no Estaleiro do Rio, as diferenças eram gritantes.

Como o campus da YNU fica numa área afastada, decidi comprar uma motocicleta para economizar tempo. Naquela época ainda não havia muitos estrangeiros dirigindo no Japão, e na troca de uma carteira de motorista brasileira por uma japonesa tinha apenas uma entrevista bem simples, com algumas perguntas básicas sobre o significado das sinalizações de trânsito. Com uma carteira de motorista em mãos, minha mobilidade tinha aumentado drasticamente, e me libertei da restrição de horário do último transporte público. Eu aproveitava e saía com motocicleta todos os finais de semana para explorar os pontos turísticos da província de Kanagawa e região metropolitana de Tóquio, ou visitar exposições em diferentes temas. Mais tarde, passei a fazer passeios e viagens mais longos, e acabei mudando para o XLR250R, uma excelente motocicleta para enduro. Com ela fui até a Península de Izu em Shizuoka e Nagatoro em Saitama. A comodidade de motocicleta acabou contagiando outros estudantes brasileiros, Kishikawa, Suzano e Takeshita também aderiram à moda e, como resultado, quando saíamos para passear juntos nos finais de semana, a gang brasileira de moto saía e entrava no alojamento dos estudantes sem passar despercebido. Durante as férias prolongadas, às vezes alugávamos um carro e saímos juntos com os colegas brasileiros, que são como uma família, para visitar lugares pitorescos. Por outro lado, como um dos poucos motoristas do alojamento, acabei sendo bem disputado nas temporadas de mudanças, em março e setembro. Em menos de dois anos, ajudei os colegas do alojamento nas suas mudanças dirigindo caminhonetes alugadas por mais de uma dúzia de vezes.

Apesar do pesado ritmo do estudo, as atividades extraclasses eram bem frequentes e variadas. Além das celebrações e festivais no campus, a universidade também organizava excursões de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para visitar indústrias, pontos turísticos ou esquiar. Entre os milhares de estudantes internacionais, muitos eram da China, Taiwan, Hong Kong e Sudeste Asiático, incluindo descendentes chineses da Malásia. Muitos dos estudantes chineses estavam entre os primeiros a ingressarem nas universidades chinesas após a Revolução Cultural, ou eram elementos bem estabelecidos politicamente. A maioria dos estudantes de Hong Kong, Singapura e Malásia cursava graduação, eles eram relativamente jovens. Os descendentes chineses da Malásia iam estudar no Japão devido às políticas discriminatórias do seu país. Os estudantes de Singapura eram geralmente bolsistas do governo. Muitas pessoas de Hong Kong estavam preocupadas com o futuro após 1997. Em síntese, era grande o número de pessoas no círculo da língua mandarim. Devido à minha origem peculiar, me dava bem com vários círculos e os estudantes veteranos taiwaneses me deram bastante apoio. Quando havia eventos, como venda de salgadinhos taiwaneses no festival universitário ou celebrações do dia nacional em Chinatown, eu costumava participar quando tinha disponibilidade. Como resultado, sem perceber, acabei adquirindo popularidade e a confiança e fui convidado para ser o tesoureiro da associação dos estudantes taiwaneses da YNU.

Boa parte dos estudantes brasileiros da YNU são nikkei. Após a formatura, alguns deles permaneceram no Japão, alguns retornaram ao Brasil, ou foram para outras partes do mundo. Num levantamento que eu fiz uma vez, a proporção era de um terço cada. Em relação aos nikkeis, vale a pena mencionar que, devido ao contraste entre a bolha econômica do Japão e a terrível recessão do Brasil, um grande número deles começavam a “migrar reversamente” para o Japão como “dekasségui” e suprimir a falta de mão de obra nos setores 3K (kitsui, kitanai, kiken – trabalho duro, sujo, perigoso). A maioria deles planejava trabalhar por dois ou três anos, fazer um pé de meia, e depois retornar ao Brasil. Portanto, mesmo que as condições de trabalho e as proteções legais não fossem adequadas no início, eles faziam horas extras nas fábricas e canteiros de obras, chegando a trabalhar até quatorze horas por dia. Quando visitei o pai de um amigo meu que trabalhava assim, o velho nem saía do alojamento nos dias de folga para não gastar dinheiro. Muitos dekasseguis acabaram permanecendo no Japão, e muitos nikkeis de terceira, quarta geração ou mestiços tiveram dificuldade de adaptação e integração na cultura japonesa, que é bastante peculiar. Isto tem causado problemas sociais que vão desde comportamentos malvistos pela população local até crimes, ou suas crianças sofrendo bullying nas escolas. Num mundo repleto de desejos materialistas, observando os casos de sucesso ou fracasso na busca dos sonhos, eu diria que um dos pontos mais importantes é ter um foco na vida e conseguir mantê-lo firme!

O ano que estudei sob orientação do Prof. Takarada foi bastante proveitoso. Eu gostava muito de suas conversas filosóficas sobre questões acadêmicas e de vida, a sabedoria que acumulou com sua rica experiência. Infelizmente, ele já estava em idade de se aposentar como professor universitário, e não podia continuar me orientando no segundo ano do meu mestrado. O Prof. Inoue, que ia passar a coordenar o laboratório, especialista em engenharia oceânica, não tinha interesse na otimização de projetos de navios, área que eu gostaria de pesquisar. Dessa forma, eu não consegui definir meu tema de pesquisa até o término do primeiro ano do mestrado. Além de me sentir perdido e sem rumo, fiquei cada vez mais ansioso vendo o tempo passar rapidamente.

O novo professor que entrou no laboratório foi o Prof. Arai, vindo do Instituto de Pesquisa da Ishikawajim-Harima Heavy Industries (IHI). Imediatamente fui conversar com ele sobre as opções de tema de pesquisa e fui atraído por seu estudo sobre simulação computacional de escoamentos de superfície livre para determinar as forças de impacto hidrodinâmico. Sendo assim, aceitei na hora o desafio que ele propôs. Desde a obtenção dos materiais para estudo no início de maio, passando pela revisão e reforço sobre métodos computacionais e cálculo numérico, elaboração dos algoritmos e programação, até a conclusão da verificação dos resultados obtidos no final de julho, trabalhei intensamente durante três meses para concluir as principais tarefas da pesquisa de mestrado. O Prof. Arai ficou bastante satisfeito com os resultados e me incentivou a me inscrever no exame de ingresso ao doutorado, que ocorreu em meados de agosto, para renovar a bolsa de doutorado, por mais três anos. Como resultado, os frutos do trabalho árduo levaram-me a embarcar num caminho sem volta nesta área.

Em seguida os dias foram ainda mais agitados. O período de residência de dois anos no alojamento estudantil estava terminando, e tive que procurar um outro lugar para ficar. Em novembro me mudei para uma casinha de madeira tradicional japonesa com tatami que ficava do outro lado da colina do Gumyoji. Continuava testando e melhorando os algoritmos, fomos fazer experimentos no IHI, e a correria para redigir minha dissertação de mestrado, artigos para periódicos e congressos. Foi naquela época que eu tive a sorte de conhecer a Linda, de personalidade ensolarada e elegante. Ela ainda era uma estudante pesquisadora, e o que me impressionou profundamente foi sua franqueza, diligência e confiança em mim. Como eu não tinha experiência em escrever um artigo de periódico, Prof. Arai teve que revisar cuidadosamente, fazendo correções dezenas de vezes. Para correr contra o tempo, tive que passar o feriadão de Ano Novo no laboratório, sozinho na sala de informática, até altas horas da noite, pausando somente para apreciar a neve que caía pesadamente do lado de fora da janela. Felizmente, com os incentivos contantes da Linda, no final tive a honra de ganhar o prêmio da melhor dissertação de mestrado do departamento daquele ano.

O programa de doutorado é focado essencialmente em pesquisas com contribuições originais. Para superar as limitações dos algoritmos existentes, comecei a explorar o uso de coordenadas generalizadas e um modelo de superfície livre mais flexível para desenvolver uma abordagem de simulação mais genérica. Por ser o primeiro aluno do Prof. Arai, naturalmente eu tive que assumir a responsabilidade de veterano do laboratório e auxiliar os alunos do grupo na resolução de problemas diários de pesquisa. O Japão enfatiza o trabalho em equipe, por isso, quando entrava um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que não estuda com seriedade, a gente precisava arcar com o fardo de escoltá-lo até a formatura. A vantagem de assumir essas responsabilidades é poder participar das pesquisas de temas diversos, com amplas oportunidades de aprendizado e desenvolvimento da habilidade de organizar e liderar grupos de pesquisa

Ao término do primeiro ano do doutorado, aproveitei as férias de primavera para retornar a São Paulo e visitar minha família. O negócio do meu irmão já estava em andamento e minha irmã mais velha estava bem ocupada fazendo os preparativos para participar de uma feira de negócios. Meus pais, já aposentados, não conseguiam parar e muitas vezes iam ajudar meu irmão. Minha segunda irmã trabalhava em uma casa de repouso depois de se formar em Farmácia da USP e se dedicava aos estudos do Budismo. A Linda e nós fomos para Brasília, Rio, Curitiba e Foz. Visitamos professores e amigos. Embora o Brasil ainda não tivesse saído da terrível hiperinflação, mais tarde naquele ano, uma série de políticas lançadas pelo governo finalmente colocou o país de volta a rota do desenvolvimento. Depois que a Linda terminou seu mestrado no ano seguinte, ela teve uma carreira muito bem-sucedida com uma série de grandes conquistas no trabalho. Apesar de sempre nos comunicarmos e apoiarmos um ao outro, acabamos conseguindo nos encontrarmos poucas vezes. Talvez seja coisa do destino?!

Considerando a comodidade de ter carro e com vontade de viajar para longe, assumi o Mitsubishi Minica deixado por uma veterana taiwanesa. O veículo leve de 500CC com turbocompressor possui design interior extremamente racional, com bastante espaço, mais do que suficiente para duas pessoas transportarem bagagens grandes em viagens longas. Quando precisávamos transportar itens grandes, sempre couberam milagrosamente dentro do carro. No inverno, dirigia para ir esquiar perto do Monte Fuji quase todo fim de semana, e fiz várias viagens de longa distância. Os percursos mais distantes incluíam Sendai, Lago Towada, Akita e Tappinosaki ao norte, e Kyoto, Nara, Osaka, Kobe e Castelo de Himeji ao oeste.

Por meio da recomendação de um colega taiwanês, fui lecionar aulas de física e química no ensino médio da Yokohama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uma escola chinesa na Chinatown de Yokohama. A escola foi fundada em 1897, decorrente de uma proposta de Sun Yat-Sen, quando viajava por Yokohama, a chineses residentes na cidade. Depois da revolução comunista, ela continua seguindo o sistema educacional da República da China e seus cursos abrangem do ensino fundamental ao ensino médio. Não são muitos os alunos e praticamente todos se conheciam, como uma grande família. Além disso, as crianças mais velhas levavam as mais novas para praticar danças de dragão e leão, gongos e tambores, etc. São apresentações obrigatórias nos festivais tradicionais de Chinatown, e transmitidas de geração em geração. Quando me candidatei ao trabalho com bastante entusiasmo, o coordenador acadêmico sênior balançou a cabeça e me disse: “você é um doutorando, mas não pense que todas as crianças do mundo adoram estudar...”.

Sentindo a pressão, e quase sem experiências anteriores em lidar com adolescentes, estudei sobre a psicologia da rebeldia dos adolescentes e encontrei as respostas num excelente livro japonês. Resumindo, são apenas dois pontos: 1) Motivos de rebeldia: Desde cedo eles foram doutrinados pelos adultos sobre benevolência, justiça e moralidade. No entanto, na sua idade, compreendendo um pouco mais sobre o mundo real, descobrem que os adultos que os exigem tanto não são tão “bonzinhos” assim, o que leva à incompreensão, decepção, insatisfação e até raiva e rebeldia. 2) Solução: Após entender suas angústias e os motivos do comportamento rebelde, ao interagir com eles, deixe-os manifestarem primeiro, desabafando ou externando suas inquietações. Depois de escutar com atenção, podemos orientá-los e esclarecer suas dúvidas, para eles entenderem que é fundamental praticar o bem, mas a vida, no mundo real, não é só preta ou branca, sim ou não, bem ou mal, mas uma mistura dos dois extremos. Seguindo estes dois pontos, na aula que era originalmente bagunçada e caótica, eu deixava todos os alunos que quisessem falarem primeiro por alguns minutos e, depois de comentar ou aconselhar, começava a aula assim que eles se acalmavam. Os resultados foram surpreendentemente bons. Para o trabalho, que fiz até concluir meu doutorado, eu ia a Chinatown de manhã cedo, duas vezes por semana. Eu dava duas aulas e depois ia rapidinho de motocicleta para o laboratório onde ficava até meia-noite. Apesar do tempo apertado, o ambiente da escola era excelente para eu relaxar e recarregar as energias. E era muito gratificante porque nos festivais chineses os estudantes nos davam pequenos presentes, que traziam uma sensação de realização.

Graças a Deus, conforme o planejado, consegui concluir o novo método numérico no último ano do doutorado. Após a validação dos resultados obtidos, ele foi aplicado em diferentes tipos de embarcações e alcançou bons resultados. No tempo restante, redigi artigos um após o outro. Quando finalmente consegui tempo para elaborar minha tese de doutorado, restavam menos de quatro semanas. A fim de pegar um voo de volta a São Paulo para participar do casamento da minha irmã mais velha, tive que pisar no acelerador. Fiz uma lista de tarefas que precisavam ser feitas e me concentrei em liquidar cada uma delas em sequência. Nos últimos três dias, não senti cansaço, fome ou sede e não comi nem bebi até finalizar o trabalho. Como passei por isso, acredito no poder da força da vontade.

A defesa da tese é a etapa mais importante na obtenção do título de doutorado. Geralmente é bem formal, e em algumas instituições chega a ser uma cerimônia cheia de rituais. Mas para mim, a única diferença entre antes e depois da defesa foi que logo antes da defesa, eu tive que largar o trabalho e vestir rapidamente o terno, gravata, calçar os sapatos, e entrar na sala da defesa. Após, troquei imediatamente para a vestimenta casual e chinelos, e voltei ao laboratório para continuar trabalhando. Se houve alguma mudança após a obtenção do doutorado, de forma pragmática, foi me tornar academicamente independente e poder coordenar projetos de pesquisa sem a tutela de um orientador. Do ponto de vista intelectual, significa perceber que não importa a hora ou o lugar (área), os princípios básicos são os mesmos, portanto, as fronteiras entre as áreas deixam de existir. Do lado emocional, é uma grande felicidade ter alcançado algo que acredito poder confortar a minha falecida avó.

 

Treinamento

Nos países desenvolvidos, o setor privado tem um peso muito grande em pesquisa e inovação científica e tecnológica, e as universidades geralmente fazem pesquisas básicas ou complementares. E o Japão não é exceção. Depois de cinco anos na YNU, eu fiquei com grande interesse em conhecer a organização, as operações e o ecossistema da pesquisa nas empresas. Com isso em mente, solicitei uma bolsa de estágio da The Association for Overseas Technical Scholarship (AOTS), vinculado ao Ministério da Economia, Comércio e Indústria do Japão, e com a ajuda do Prof. Arai que fez o contato com a empresa, fui fazer o estágio no Departamento de Fluidos e Combustão do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da IHI. A bolsa AOTS era generosa e muito superior ao salário líquido dos funcionários japoneses do mesmo nível. O período da bolsa é de um ano e renovável por mais um ano. Primeiro, recebi treinamento de curta duração sobre a sociedade e a cultura japonesas no centro de treinamento da AOTS e, em seguida, viajamos para visitar empresas, fábricas e institutos de pesquisa japoneses e fazer turismo nas áreas de Kinki, Hida e Etsushu.

Ishikawashima-Harima Heavy Industries (mais tarde renomeada IHI) é uma empresa japonesa que atuava em setores oceânico, naval, embarcações militares, aerospacial com foco nas turbinas a jato e motores de foguete, energia, logística e infraestrutura. Possui uma longa história com diversos marcos relevantes. O famoso navio encouraçado Yamato d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foi construído no Estaleiro Kure da empresa. Para a minha formação, o treinamento de um ano no Instituto de pesquisa da IHI definitivamente teve um impacto maior do que os cinco anos na universidade. Em primeiro lugar, desde o início eu e meu supervisor, gerente da sessão Sr. Matsunaga, chegamos a um consenso para eu recebesse um tratamento igual aos demais japoneses do grupo, partilhando as mesmas responsabilidades. Sendo que, no Japão ainda era comum a prática de "isolar e congelar" os estagiários estrangeiros ou tratá-los como VIPs por conveniência ou medo de gerarem problemas. Portanto, para mim foi uma experiência autêntica e marcante sobre a cultura corporativa japonesa.

O projeto que o Sr. Matsunaga atribuiu para mim era desenvolver programas de cálculo do movimento de oscilação um riser com a ponta desconectada, livre, na correnteza usando métodos explícitos e implícitos, respectivamente. Depois de estabelecer o modelo matemático e elaborado o algoritmo, graças à divisão do trabalho com os programadores profissionais do grupo, os programas de cálculo foram concluídos e testados rapidamente, e as minhas duas tarefas para o ano foram finalizadas em pouco mais de seis meses. No restante do tempo, a pedido do gerente, assumi o trabalho do desenvolvimento de um sistema para simulação de túnel de vento vertical de baixa velocidade, cujo responsável era um colega novato na empresa, que não obteve progresso. O objetivo do trabalho era avaliar e otimizar o desempenho dos túneis de vento verticais para treinamento de paraquedistas. Fiquei feliz em assumir o trabalho adicional porque era uma oportunidade para entregar mais valor e superar as expectativas. Além disso, novas tarefas são também novos tópicos e desafios de aprendizagem. Este projeto também foi concluído antes do término do ano fiscal.

Sr. Matsunaga era muito atencioso e estava satisfeito com os resultados obtidos, e o relacionamento entre os colegas do grupo era muito bom. Além de colaborar e se complementar em projetos de pesquisa, a gente também se divertia juntos no trabalho. Na época, os jogos em primeira pessoa multiplayer via rede estavam apenas começando a se popularizar. Fizemos uma vaquinha e compramos os jogos, instalamos nas estações de trabalho de alto desempenho da empresa, e travávamos batalhas no horário de descanso, depois de almoço. Porém, para mim, com uma ampla gama de interesses, foi difícil me contentar com a vida de um “kaishayin” (funcionário da empresa japonesa), cujo espaço e tempo pessoal é relativamente escasso. As empresas japonesas presam muito pela eficiência. Por isso os funcionários não demoravam muito para concluir os trabalhos, e mesmo com sobrecarga de serviço, não precisavam permanecer na empresa até tarde todos os dias. Mas quase todo mundo chegava na empresa antes das 8hs da manhã e saía depois das 20hs da noite. Na verdade, eles encaravam a empresa como uma extensão de sua casa, passavam muito tempo lendo jornais, ouvindo notícias e conversando sobre assuntos da atualidade. Adicionalmente, como não bebo e não gosto de ficar dando voltas quando falo, foi difícil me adaptar à cultura empresarial japonesa e “honne tatemae”, um método de comunicação indireta extremamente sofisticado típica da sociedade japonesa e largamente utilizado na vida profissional. Assim, quando Kawano, um colega veterano que já lecionava na USP, me informou que a universidade tinha aberto chamada para processo seletivo de docente na área que me interessava, preparei imediatamente as documentações para me candidatar.

A preferência pela carreira acadêmica foi por causa do meu interesse pelo ensino, pela liberdade do ambiente acadêmico, tanto na escolha dos temas de pesquisa com o uso do tempo, pela estabilidade da carreira que permitia me concentrar e me dedicar no ensino e na pesquisa, além da determinação de retornar ao Brasil, desde o momento que recebi a bolsa de estudo do governo japonês. Portanto, mesmo que Sr. Matsunaga tenha me proposto renovar a bolsa AOTS por um ano e depois ingressar na IHI com funcionário pleno da empresa, o que seria a melhor forma de permanecer no Japão e uma excelente oportunidade de carreira, não mudei a ideia de retornar ao Brasil e tentar seguir a carreira acadêmica.

 

Docência e pesquisa

Retornar ao Brasil foi uma tarefa complexa e estressante. Em mais de seis anos no Japão, juntei muito mais coisa que um estudante internacional padrão. Só de livros, foram 52 caixas de assuntos diversos adquiridos em sebos em Yokohama e Jimbocho, em Tóquio. Para baratear o custo da mudança, entrei em contato com vários colegas que se formaram na YNU e na Universidade de Tokyo, e que estavam retornando para o Brasil na mesma época, para juntos alugarmos um contêiner. A operação foi muito bem-sucedida e uma experiência incrível.

Para finalizar os trabalhos na IHI, preparar todas as documentações, devolver a casinha alugada, e participar de uma série de festas de despedida organizadas pelos amigos e colegas do trabalho e da universidade, o mês anterior à saída do Japão foi um período de ritmo alucinante, correria desde madrugada até tarde da noite. Felizmente, minha mãe e minha segunda irmã foram especialmente ao Japão para me ajudar a fazer as malas e a mudança. Como eu estava muito cansado e era um inverno gelado, comecei a sentir uma dor intensa na minha orelha esquerda. Fui ao hospital e fui diagnosticado com herpes zoster. Depois que o médico receitou medicamento, fui à YNU para me despedir do Prof. Arai. Quando saí do trem bem aquecido, fui atingido pelo vento gelado e o lado esquerdo do meu rosto ficou paralisado. Quando retornei ao hospital, o médico disse que era síndrome de Ramsay Hunt e pediu internação imediata. Porém, com vôo já marcado para o dia seguinte e visto vencendo, a opção era voltar para São Paulo e continuar o tratamento no Brasil.

Voltar a viver novamente no Brasil requereria naturalmente algumas adaptações. Comparado ao Japão, onde tudo era muito organizado, altamente ético, dedicado e eficiente, no início foi difícil aceitar a atitude relaxada dos profissionais, a bagunça e sujeira, já banalizadas, de alguns lugares. Principalmente nos balcões de atendimento, como dos bancos, os funcionários ignoravam o tempo precioso que os clientes perdiam na fila, não priorizavam o atendimento e ficavam conversando entre eles ou fazendo outras coisas, mesmo quando a fila estava grande. A busca pela eficiência acabou sendo frustrante porque existia uma enorme perda de tempo, energia e recursos em todos os lugares. Portanto, fiquei extremamente estressado, até que um colega que estudou comigo no Japão sorriu e me convenceu: "No Japão, tudo funciona bem, por isso nós também temos que funcionar. No Brasil, nada funciona direito, por isso não precisamos funcionar perfeitamente”. Só depois dessa “dica”, passei a ficar mais à vontade, tentar fazer meu melhor, mas sem forçar a barra para fazer tudo dar certo.

A vaga a que me candidatei era em uma das minhas disciplinas preferidas Geometria e Representação Gráfica, oferecidas pelo Departamento de Engenharia de Construção Civil. Na prova didática, foi utilizado como material didático o modelo de veículo blindado que eu fiz no primeiro ano da faculdade e que gerou um bom impacto. Felizmente, em menos de dois meses depois de retornar para o Brasil consegui passar no processo seletivo e iniciar a carreira docente.

A USP é uma das quatro universidades públicas financiadas pelo Governo do Estado de São Paulo, e a melhor e mais renomada do Brasil. Depois que conquistou a autonomia financeira na greve geral de 1988, seu orçamento ordinário passou a ser 5% do Imposto sobre Circulação de Mercadorias e Serviços (ICMS), arrecadado e repassado pelo governo estadual. Após mais de 20 anos de trabalho árduo, variando entre a posição 200 e 500 no ranking mundial, passou para o seleto grupo das 100 melhores universidades do mundo. Recentemente, saltou para a 85ª posição no ranking e está firmemente classificada em primeiro lugar na América Latina. Atualmente é responsável por metade de toda a produção científica (artigos em periódicos científicos) do estado de São Paulo, 23% do Brasil e cerca de 0,5% do mundo. Isto é uma grande conquista no contexto brasileiro, onde os recursos para pesquisa científica são relativamente escassos e as condições geralmente são precárias. Sendo assim, além da formação de profissionais em diversas áreas, a USP também é uma “fábrica de conhecimento” que promove o desenvolvimento social, econômico e tecnológico. Este último é particularmente significativo no Brasil, onde o setor privado ainda investe pouco em tecnologia e inovação.

O corpo docente da USP é basicamente de dedicação exclusiva em ensino e pesquisa. No Departamento de Engenharia de Construção Civil, meu grupo é responsável pela educação gráfica na Escola Politécnica (EP), na Facultada de Arquitetura e Urbanismo (FAU) e no Instituto de Geociências (IG). Do desenho e cálculos manuais de mais de 30 anos atrás, o conteúdo evoluiu para projeto e manufatura integrado por computador, passando por modelagem, simulação análise e otimização. Por isso, nos quase 30 anos do trabalho docente, tivemos que atualizar e ajustar constantemente os conteúdos e as abordagens didáticas, e extrair conceitos imutáveis para que os alunos possam dominar os fundamentos e desenvolver habilidades e atitudes necessárias para enfrentar o ritmo acelerado da expansão de conhecimento. Como adoro criar usando as mãos e o cérebro juntos desde criança, nos últimos anos, fui atraído pelos processos subsequentes a modelagem computacional, como impressão 3D e outros processos de fabricação digital, e ofereço várias disciplinas teóricas e práticas relacionadas ao assunto. O tempo voa, e num piscar de olhos, meus cabelos já estão meio grisalhos, mas nem percebia isto convivendo com rostos sempre jovens ano após ano. Só quando fui designado para assumir a disciplina de Metodologia de Pesquisa Científica, e descobrindo que gosto muito de discutir questões filosóficas e compartilhar experiências com os alunos, é que percebi que estou ficando velho. Particularmente motivante é já ter dado aula para os (as) filhos (as) de alguns colegas de faculdade.

Em termos de pesquisa, como temos liberdade para escolha de temas, continuei os trabalhos iniciados na YNU colaborando com o Prof. Arai por quase trinta anos até ele se aposentar. Adicionalmente, por solicitação dele, recomendei alguns alunos nossos para fazer pós-graduação lá. Graças ao seu apoio, participei em vários projetos japoneses e tive diversas oportunidades de regressar à YNU, incluindo quase um ano de pesquisa de pós-doutoramento no Japão, entre 2001 e 2002, poucos anos depois de começar a lecionar, e como professor associado visitante do Institute of Advanced Science da YNU por três anos (de 2015 a 2018), antes dele se aposentar. Desta forma, depois de Hukou, em Taiwan, e Foz, no Brasil, Yokohama, no Japão, é sem dúvida a terceira terra do meu coração. Quando o Prof. Arai se aposentou, tive a honra de poder expressar a gratidão a ele como um veterano do laboratório e representante dos alunos intercambistas da USP e YNU. No do 2024, ele faleceu repentinamente. Apesar de não conseguir comparecer ao velório, eu pude visitar sua família durante uma viagem de trabalho ao Japão em agosto do mesmo ano para celebrar juntos a Medalha 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 Forth Class, que o governo japonês concedeu a ele.

A construção civil do Brasil é bastante artesanal. Por empregar grande contingente de mão de obra não qualificada, ela desempenha um papel social relevante, e tem recebido apoios e incentivos do governo. Nos últimos anos, o setor começou a se modernizar em direção à industrialização. E com as tecnologias digitais, já presentes em todas as esferas das atividades humanas, surgiram muitas perspectivas novas relacionadas a aplicação das tecnologias computacionais na construção civil. Neste contexto, dedico-me principalmente ao uso da dinâmica de fluidos computacional para análise e previsão do desempenho dos sistemas, incluindo sistemas de esgoto, e impressão 3D de concreto. No meu grupo de pesquisa existem vários estudantes seniores e pesquisadores que estão comigo há anos, e o trabalho sinérgico da equipe rendeu prêmio de melhor artigo em vários congressos nacionais e internacionais, e recebemos também a Menção Honrosa do Prêmio da Melhor Tese de Doutorad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do Brasil.

Paralelamente, também mantenho cooperação com o Departamento de Engenharia Naval e Oceânica da USP, coordenando um grupo de pesquisa no laboratório de Tanque de Provas Numérico (TPN), criado pelo Prof. Nishimoto com patrocínio da Petrobrás. Adotamos um método de partículas para desenvolver uma nova geração de sistemas de simulação de escoamentos altamente não lineares envolvendo superfície livre. Ao longo do caminho há projetos ou financiamentos de companhias petrolíferas brasileiras e japonesas, de estaleiros japoneses e do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 Global da Marinha dos EUA. TPN é um dos laboratórios de destaque da USP, e é uma instalação da Escola Politécnica que costuma ser visitada pelas delegações nacionais e estrangeiros. Ao longo dos últimos 40 anos, a indústria petrolífera brasileira evoluiu de total dependência à importação, na época quando eu era estudante, a praticamente autossuficiente, e é detentora de vários recordes mundiais na explotação em águas ultra profundas. É uma satisfação poder acompanhar esta grande conquista brasileira. Por conta de serviços técnicos prestados à Marinha por vários anos seguidos, foi uma grata surpresa para mim ser agraciado com a “Medalha Amigo da Marinha” em 2005. E recentemente, depois da passagem como diretor e vice-presidente, é uma honra ter sido recomendado pelo atual presidente e eleito para presidir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ometry and Graphics (ISGG) entre 2025 e 2028. Esta será outra missão desafiadora.

 

Família

Quando retornei ao Brasil, após concluir meus estudos, a economia do Brasil finalmente havia se estabilizado e melhorado muito com a implantação do Plano Real. Meu irmão mais velho planejava mudar o negócio para o setor gráfico. Com o advento das tecnologias digitais, a editoração, produção de fotolitos e chapas computadorizadas e a automação são elos fundamentais da inovação, e esta foi um dos tópicos que eu tive contato no ano que fiquei em IHI. Adicionalmente, por estar sempre curioso e atento às tendências de diversos setores, eu também havia coletado informações sobre as tecnologias, equipamentos e empresas do setor. Ao retornar, meu irmão fez um curso de especialização e investiu em equipamentos adequados. E aproveitando ao máximo seu talento em mecânica, superou os desafios aperfeiçoando o processo de impressão, operação e manutenção dos equipamentos, assim como o treinamento dos funcionários. Devido à limitada disponibilidade do meu tempo, ajudei mais no aconselhamento sobre a pré-impressão. Felizmente, minha segunda irmã assumiu o setor, e ela e minha cunhada Li Shu-Ming cuidaram também da venda e gestão em geral. Desta forma, através da integração de pré-impressão, impressão e pós-impressão, pudemos fornecer serviços completos, de qualidade e conveniência para os clientes a um custo menor. Somos também gratos a muitos clientes da comunidade pelo seu carinho e preferência, que permitiram crescimento firme do negócio.

Décadas de políticas protecionistas do Brasil resultaram numa indústria nacional sem competitividade, e equipamentos nacionais disponíveis no mercado muito mais caros e de qualidade bem inferior aos estrangeiros. Na indústria gráfica, os equipamentos nacionais vendidos a preço de ouro eram os modelos utilizados no exterior há de mais 30 anos atrás. À medida que o negócio da gráfica se expandia, começávamos a enfrenar dificuldades para obter no mercado nacional opções de equipamentos de custo-benefício que melhorassem ainda mais a qualidade e a produtividade da impressão. Como alternativa, entrei em contato com fornecedores japoneses e obtive informações sobre máquinas japonesas usadas. No Japão, onde a tecnologia evolui rapidamente, as máquinas gráficas geralmente ficam ultrapassadas e saem do mercado extremamente competitivo quando termina o contrato de leasing. Por outro lado, para os países em desenvolvimento, aquelas máquinas ainda são equipamentos excelentes, de alta qualidade e de tecnologia muito avançada, como elevadíssimo grau de automação e elevada produtividade. No entanto, além de muitos documentos e procedimentos rigorosos exigidos pela burocracia de importação, o mais demorado e desafiador é desmontar, inspecionar e testar os componentes das máquinas, um por um, e depois montá-los, e fazer reparos e manutenção subsequentes sem qualquer suporte técnico. Impressora gráfica é um equipamento de altíssima precisão e exige todo cuidado no ajuste e manuseio. Mas meu irmão mais velho superou todas essas dificuldades com muita paciência, perseverança e habilidade. Costumava trabalhar até tarde da noite e, nos finais de semana, realizava pesquisas e testes, além de trocar ideias com os colegas do ramo. Por meio deste relacionamento, começou a receber pedidos para aquisição das máquinas importadas. Desta forma, o foco do negócio da empresa passou gradualmente de serviços de impressão para a importação, comércio e manutenção de máquinas gráficas. Mais tarde, considerando a dificuldade de encontrar máquinas usadas adequadas ao mercado, que impediu a expansão do negócio, passamos a contactar fabricantes chineses e selecionamos alguns parceiros de confiança para atuar na importação dos equipamentos novos.

Atualmente meus irmãos e irmãs já estão aposentados. A irmã mais velha ocasionalmente viaja para outros estados para participar de exposições, enquanto a segunda irmã passa a maior parte do tempo em casa cuidando dos pais, já idosos. Meu irmão mais velho e minha cunhada participam das atividades da Associação Hakka Chung Tsan Cultural do Brasil há alguns anos. As duas sobrinhas, Ana (Wian) e Erika (Wichin), que eram bem fofinhas quando pequenas, cresceram e já se formaram na faculdade. A Ana fez Direito e passou no exame de OAB, uma barreira quase intransponível para os imigrantes mais velhos, da primeira geração. A Erika é muito independente, pratica tênis com afinco desde a infância e tem alcançado bons resultados em competições, estava entre as melhores do país no ranking juvenil, e viajava sozinha para exterior para competir em torneios internacionais. Ao mesmo tempo, manteve excelente desempenho escolar. Foi aprovada no processo seletivo da Fundação Estudar, da qual recebeu orientação para obter a bolsa de estudo integral da Virginia Tech (VT), nos Estados Unidos em 2020. Participou da equipe da VT nos torneis universitários americanos, e está prestes a concluir o mestrado em engenharia civil. Todos os anos, durante a temporada do torneio universitário de tênis nos Estados Unidos, a programação preferida da família é assistir aos jogos e torcer por ela através da transmissão ao vivo via Internet. Ela é extremamente resiliente e muitas vezes vence de virada na última jogada, o que leva a gente a delirar de alegria.

 

Considerações finais

Por ter deixado minha cidade natal ainda pequeno, eu tive a oportunidade de viver em vários lugares diferentes, ampliar meus horizontes e enriquecer minha experiência de vida. Por isso, sou muito grato aos meus pais que decidiram migrar e trabalharam duramente a vida toda buscando um ambiente melhor para as gerações futuras. Também devo ao meu irmão mais velho e às minhas duas irmãs, que assumiram muitas responsabilidades ao longo dos anos, para que eu pudesse me concentrar nos estudos e desenvolver meus interesses e minha carreira. Meus agradecimentos aos professores, parentes, amigos, colegas e pessoas que conheci e que me inspiraram ao longo da minha trajetória ou iluminaram meu caminho. Embora tudo se torne passado, é ele que faz o presente. E com o passar do tempo, as alegrias e tristezas vivenciadas não apenas se sedimentam e se enraízam na memória da gente, mas também podem voltar a reluzir novamente. Tal como os nossos pais que contavam histórias sobre os caminhos trilhados arduamente por nossos ancestrais. Através deste registro, espero poder transmitir às gerações futuras que tudo foi conquistado com muito esforço, e é preciso valorizar e repassar os valores para posteridade. Se a vida for uma aula, penso que todos os imigrantes que lutaram com afinco em terra estrangeira enfrentando desafios e adversidades, pela sua coragem e atitude proativa, e independentemente de qual sejam seus resultados, são alunos exemplares na lição sobre "assumir o legado do passado e construir um futuro melhor".

1976年4月離開台灣前，作者(前排右)全家在新竹湖口家門口合照

Antes de deixar Taiwan em abril de 1976, o autor (1ª fila , à direita) com sua família em Hsinchu Hukou

作者(右2)全家到瓜伊拉七瀑布旅遊

O autor (2º da direita) faz um tour em família pelos Salto de Sete Quedas do Guaíra, Brasil

作者(左1) 與荒井先生夫婦到箱根自駕旅遊，從三國峠遠眺富士山

 O autor (1º da esquerda) Prof. Arai e sua esposa num passeio de carro em Hakone. Juntos apreciando a linda vista do Monte Fuji no Passo Mikuni